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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为什么要躲避大国“命运”?

作者:  2017-04-29添加评论  阅读783次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中国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头羊。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

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中国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角色。

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算计和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这尤其表现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韩朝没有一方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尽管外界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有影响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中国反而变成了韩朝的“人质”。面对这些较小国家,中国除了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式的抗议,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朝鲜半岛缺少影响,并不是说中国缺少能力,而是中国选择不去使用可以产生影响的能力。

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国在放弃促成崛起的机会

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主要还是前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

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在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今天的中国会否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

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美国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意识形态,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遜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客观上说,毛泽东是有意识形态的,但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妨碍他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国家危机,也实现高速发展。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招呼中国,但如果继续受制于意识形态、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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