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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付生:“蛮性”与非暴力:距离很远很远

作者:  2015-08-29添加评论  阅读2,550次

周作人先生在一篇题为《狗抓地毯》的文章中谈到了“蛮性的遗留”:一些狗每天咕哩咕哩地抓砖地,有些狗临睡还要打许多圈,这是什么缘故?据美国人摩耳说,因为狗是狼变成的,在做狼的时候,不但没地毯,连砖地都没得睡,终日奔走觅食,倦了随地卧倒,但是山林都是杂草,非先把它搔爬践踏过不能睡上去。到了现在,有现成的地方可以高卧,用不着再操心了,但是老脾气还要发露出来,做那无聊的动作。

这种“蛮性的遗留”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摩耳先生的解释也是有道理的,但周先生并非要进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又写到:“在人间也有许多野蛮(或者还是禽兽)时代的习性留存着。本是已经无用或反而有害的东西了,唯有时仍要发动,于是成为罪恶,以及别的荒谬迷信的恶习。”由动物性想到人性,显然这才是老先生的真正用意,读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动物的某些“蛮性的遗留”仅仅是无聊的动作,但人类某些“野蛮(或者还是禽兽)时代的习性”留存至今,甚至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个难以割除的毒瘤,并且因此催生了许多罪恶,而我们许多人对此却没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这种情况已经长期存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谈到“蛮性的遗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战争。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是人类各个势力集团之间因私欲而引动的兽性大爆发,是对现存人类社会一切权力与财富的大洗牌。每一次大的战争,既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人类在一片战火烧焦的废墟上,重新审视人类的价值及尊严;战争是恶魔,同时也是人类极其深刻的疼痛记忆。战争带来了淋漓的鲜血,战争让无数的人类的个体痛苦地倒下,这种情况应该让我们感到羞愧不已:在动物界中,动物之间为了争夺领地或者种群中的首领位置,经常进行激烈的争斗,但是,越是高级的动物,残杀同类并以同类为食的情况就越少见,结果大多是胜利者将竞争者赶走完事,很少有不依不饶、残暴地杀死对手的现象。然而,作为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动物,人类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消灭同类的战争,这种“蛮性的遗留”,却不知比动物之间的争斗要厉害多少倍:哪一次战争不是以消灭自己同类的性命为目的?哪一次不是看到自己的同类尸横遍野才有胜利的快感?于是,每一次战争都会血流成河,每一次皇位之争几乎都会有父子或兄弟之间惨烈的灭绝人性的搏杀。当然,与动物有所不同的是,有时会有人打出弘扬正义的旗号,使得杀人的理由变得冠冕堂皇起来。

事实上,人类发动战争的原因无非有两种:一是争夺生存空间,如二战时的德、日法西斯,强调以牺牲其它种族来达成本民族的繁荣,鼓吹沙文主义,鼓吹重新划分世界的战争政策,迷信权力和暴力,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所有这些,无非是为本民族争取生存空间。二是满足自己的征服欲,例如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于亚欧大陆,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使其征服世界的企图得到了大大的满足。然而,这些充满血腥的征伐杀戮,同动物争夺领地和种群中的首领之争有何区别?这不是明显的“蛮性的遗留”吗?

翻开史书,文字中的血腥气扑面而来,改朝换代、农民暴动、宫廷政变自然不必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是常见的事情,哪怕是一次小小的政治改革或者一篇诗文引发的文字狱,也会有许多无辜的头颅惨然落下,到处都有令人震惊令人颤栗的场面,我随手翻到一段——《三国志•董卓传》中的记载:

(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这种杀戮显然也是战争的罪恶,董卓的军队没有去战场上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去骚扰、抢劫乃至屠杀无辜的平民,这时,与其说董卓率领着一支军队,不如说他豢养着一帮打家劫舍的匪徒,他们的心中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而只有掠夺和杀人的快感,他们的人性消失了,潜藏的动物性便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

看一看历史,我们很难统计,有多少人在重复着董卓式的暴行。更令我们当代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杀人者在屠戮生命的时候,没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这完全是赞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野兽式心理。他们狂热地迷恋战争,他们无节制地施行暴力;他们不是凭借自己坚强而充实的内心去面对挑战,而是借助虚妄而狰狞的暴力为自己助威;他们长有人类的躯壳,但内心被动物性的野蛮占据了。

必须承认,人类正在逐步地迈向文明。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就会遗憾地发现,人类迈向文明的步伐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人类便为争夺地盘和资源开始了相互间的残杀。时至今日,这种残杀并未停止,只不过古人的武器是棍棒刀枪,而现代人的武器是飞机大炮坦克舰艇乃至核导弹——科技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力。难怪恩格斯早就沉痛地指出,人类的每一次进化都是以另一次巨大退化为代价的。古人很早就有铸剑为犁的美好理想,然而历史巨人的进步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这种理想却远未实现,现代战争的残酷性更是超出了古人的想象,战场上淋漓的鲜血始终是和平爱好者的心头之痛。

在当前,对于战争的酷爱,对于暴力的崇拜,已经进入了许多人的潜意识之中,已经成了许多人的习惯和选择,这种酷爱和崇拜与许多人的生活形影不离。现实中没有战争,无法满足自己战斗和献身的饥渴,许多人便在战争片中寻找刺激,寻找精神寄托,而影片的制作者也迎合他们这种需求,一部部“史诗性”的大片争先恐后地诞生了,由于特别注意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制作越来越精良,场面越来越逼真,使人如临其境,让爱好者们大呼过瘾。但人们没有想一想,这样的战争片看得多了,会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观众在大呼过瘾的同时,或许接受了爱国主义或者英雄主义的教育,骨子里有了一种做英雄的欲望和豪气,但这种豪情万丈的英雄梦是一种危险的可怕的欲望,其实是一种同类间搏杀的欲望。在这时,看着屏幕上弥漫的硝烟、痛苦的呻吟以及烧焦的尸体,人们不愿这样想一想,即使有着正义的旗号,人与人之间的同类相残也终究是悲剧。

与战争片相比,武侠片的思想性更差,对人们的误导也更严重。在武侠片里,场面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漂亮,杀人也越来越多,并且有时已经没有了是非观念,而只有个人恩怨——为了报仇而杀人,只有个人私利——为了某个“秘笈”或者宝藏而杀人,只有个人名声——为了争夺“天下第一”而杀人,像这种动不动就拼个你死我活的暴力化倾向,深刻影响着观众的价值观,快意恩仇嗜杀成性的毒素不知不觉进入了许多人的脑髓,使之漠视别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使之信仰发生扭曲,人生道路也许就会误入歧途。

应该说,影视片的制作者都是有学识有品位的知识精英,但这些知识精英没有反对战争与暴力的意识和理念,而只有追求大投入大制作以此炒作的逐利行为,普通民众在此影响下,反战意识更是无从谈起,暴力倾向倒是随处可见,例如,一提起台湾问题或者南海问题,许多人便脱口而出:“打!打!打!”在他们看来,面对台湾人(哪怕他们是自己的同胞)、越南人或者马来西亚人,绝不能心慈手软,用枪杆子说话是最干脆最有效的,要彻底打败乃至消灭他们。显然,这种暴力倾向与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但这暴力倾向的源头却与这个时代的影响和教育密切相关。

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深刻反省。记得我上中学时,学习近代史看到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我感到痛心疾首,就曾和其他同学讨论:在哪个地方和哪个时间向俄罗斯进军,夺回我们失去的国土;假如逮住俄国人或日本人,如何对其抽筋剥皮以泄我恨。当然,谈到台湾,更是有一种急不可耐的情绪,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统一,即使把台湾炸平、同美国开战也要完成统一。如此看来,当年我的暴力化倾向不可谓不严重,这自然与当时所获得的整齐单一的教育有关系。在那时,炸碉堡堵枪眼之类的英雄主义行为,爬雪山过草地的浪漫主义传奇,是自幼年以来一直喂养我们的精神食粮,并且这种喂养是不由你个人或家庭选择的,它带有统一性和强制性,接受成了一种义务。于是,相信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相信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相信了正义的战争是无可指责的,就应该彻底干净地消灭所有的敌人。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了许多人不断热烈讨论的话题,许多人都为《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这样的诗篇而激动:

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瑞士的风光,/ 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重任在肩。……

诗中的勇士胸怀理想,同时也胸怀仇恨,南征北战,热血洒遍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直到“冲啊!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在这时,不会理会国际法准则,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歉疚,更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侵略扩张行为,于是,战争成了公理,暴力成了武器,整个民族好像都陷入了一种战争饥渴之中。对战争的渴望,驱散了当权者的理性;对暴力的崇拜,淡化了公众的良知。这种张扬暴力、灌输仇恨的做法漠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既不能帮助我们战胜现实中那些有力的挑战,也不能让我们培养起一丝对同类的悲悯,是一种只顾满足暴力欲望而戕害生命的极端行为。

从远古到现在,崇尚暴力这种“蛮性的遗留”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总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氛围,到处宣传“落后就要挨打甚至被消灭”的大道理,我们的社会总是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错误逻辑:将人间视为地狱,将人类世界视为动物世界。因此,许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目标:成为第一!成为人上人!这时,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适用的逻辑是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几乎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法则。因此,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成了支配这个社会的最大定律,酷爱战争崇尚暴力的极端行为自然就屡见不鲜。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暴力手段能够维持和平,这和平也是短命的,因为使用暴力会使矛盾双方都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暴力会持久地维系一种陈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它默默鼓励诡秘、多疑、虚伪、单边行动和过分简化真理,而不是鼓励人向更好的方向——向真诚、安祥、利他、无私、自由和宽容发展。暴力往往会激发更严重的暴力,仇恨往往会激发更大的仇恨,而新的暴力与仇恨又会掀起死亡与报复的滔天巨浪。在经历了一次次血的教训之后,我们应该进行反思:暴力已经给人类带来太多的伤害,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向它的反面——非暴力呢?从暴力走向非暴力,其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是一种需要?习惯了暴力思维的人们,能够接受它的反面——非暴力吗?事实上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否理解非暴力理论的精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甘地的非暴力理论吧。甘地认为,追求真理将永远不容许使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必须通过耐心和理解使对手摆脱谬误,因为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理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是谬误。而耐心则意味着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从实践上讲,甘地的信条认为捍卫真理就意味着让自己受苦,而不是将痛苦强加于对手。他说:“我们只受打,不还拳,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不义,这样我们免不了要吃苦,一切斗争都是要吃苦的!”让自己受苦意味着对人的信任和希望,意味着对人性中某种善端的尊重。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勇气,勇于主动受苦、长期受苦的勇气,才能够成为一个“非暴力”者。甘地的这种非暴力学说,是以他的人性理论为基础的。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的,善性就在你的心中,因此他才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爱的方式,去感化和唤醒人的内在善性,从而使恶人改恶从善,使犯错误者改邪归正。他说:“非暴力是一种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

对于真理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坚守,同样也应该坚持非暴力原则。甘地认为:“既然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彻底了解真理,那就不应该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改变不同的看法。暴力不可能终结不义,只能带来暴力循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立场是正确的,他人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非暴力的方式,才是文明的方式。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暴力往往是人类最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但它永远不是最好的。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激荡不安的世界,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乃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往往因为价值观和信念的偏差而大动干戈,这恰恰是文明社会所应摒弃的!价值观和信念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面对这种不同的时候仍然采用动物世界里的做法——暴力。古人说得好:“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暴力这种低智商的选择在21世纪日趋文明的今天,早已应当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甘地没有官职,也没有军队,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但他的言行却改变了历史,他的理论对动员广大印度民众投身民族斗争、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最终获得民族独立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印度人民反对异族统治的主要手段,这场运动十分曲折而反复地进行,到了1947年,印度终于宣告独立,甘地因此被视为“圣雄”和“印度国父”。历史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一个骨瘦如柴的苦修者,用他的理论,用他的坚持不懈的行动,用他的牺牲精神,打败了一个强大的老牌殖民帝国。

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印度获得了独立,或许会有人据此认为非暴力理论的核心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去斗争,其实不然,甘地认为,他的非暴力理论的核心是爱。爱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和力量,只有使心灵克服了怨恨、厌恶、愤怒、嫉妒和报复等情感之后,才能把爱的力量释放出来。爱是以自我牺牲和自我受苦为前提的,只有一个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去爱他人。如他所说:“爱只有施舍,而无所求。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衡量爱的标准是苦行,而苦行就是自愿忍受痛苦。”在这方面,以爱作原动力,使整个世界都融入爱,使冷漠、敌对、冲突频仍的时代看到了和平与友爱,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广大的,是印度的另一位伟人——德蕾莎修女。

德蕾莎修女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走出修道院的高墙,来到世界上以贫民窟多且脏而闻名的加尔各答,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置身在贫困者中间。她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学校——圣马利亚中学,让那里较大的孩子接受教育;她从美国医疗遣使修女那里学习掌握了基本的医学常识,然后到患病者的家中去医治他们。她亲手握住快要在街头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的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她亲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她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德蕾莎和她的修女们的生活条件很简陋,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冰箱和洗衣机,个人也没有手表,有时甚至没有肥皂和刷子,而用(木岑)木来擦地板,用椰子纤维和石灰刷不锈钢的碗盘。但她们是积极的实干家、伟大的组织者,哪里有风灾、水灾、地震,她们去救援;哪里有疾病、战乱、贫穷,她们去帮助;哪里有孤寂、绝望,她们去安抚。美国的爱滋病人身边有她们,贝鲁特的前沿阵地有她们,战争难民的瘟疫流行群中也有她们。并且她们微笑着给病人擦洗、敷药,微笑着给孩子洗澡,微笑着喂病人吃饭,微笑着陪孩子们玩耍,向人们展示的是无保留的付出和圣洁的爱。

德蕾莎修女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之一,但她又是最富有的,她是世界上获得各种重要奖项最多的人之一(即使不是最多的话),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她身高只有150公分,矮小瘦弱,但她却给予数百万陷于痛苦和绝望中的人以喜悦和希望;她没有强大的权力,没有过人的智慧,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圣者之一;她腰弯背驼,浑身疾病,却被称为“印度之星”、“慈悲天使”、“善良和光明的化身”;她没有接受过高深的教育,却被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许多世界名牌大学授予各种名誉博士。她将她想献的、能献的都献给了世界,她用爱推倒了数千年残忍的等级制度和人与人心灵之间隔膜的高墙,她为了爱耗尽了自己,她用生命演绎了信仰:热爱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唤醒人的尊严。

想到了甘地,想到了德蕾莎修女,我们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单单是印度出现了这两位倡导非暴力、主张人间大爱的伟人?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这样的非暴力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而在我国,古人早就提出“仁者爱人”,仁爱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为什么没有人去践行,没有出现甘地或者德蕾莎修女式的伟人,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血腥与暴力?我们的土地上发生了无数的战争,出现了无数的暴力,我们的土壤是否有改良的必要?

在当前或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这里可能仍然不会出现甘地或者德蕾莎修女式的人物,因为我们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媒体上一篇篇理论文章,学校思想政治课上教师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有多少内容会被人们真正接受?更重要的是,我们尽管重视思想教育,但其方式方法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没有深入人的内心,例如持续时间最长的学雷锋活动,许多人都感觉到学雷锋做好事是给别人看的。在中小学校,很多班级都有一个专门记录好人好事的本子,在这时,做好事就成了一项任务,于是学生甲拿了学生乙的本子交给老师,说自己捡到了一个本子;学生乙则拿了学生甲的钢笔交给老师,说自己捡到了一个钢笔。这样,两个人做好事的记录都增加了一项。显然,这种游戏达不到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而只能有相反的作用。退一步说,即使所做的好事都是真的,但如果一一去统计,就有了明显的功利性,与甘地或者德蕾莎修女的理念也相差万里,因为这些作秀或搞统计的人们不会明白:爱别人,为别人做事,用不着数字,用不着宣传,这是自己心灵的需要,是良知的闪耀和人性的光辉,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

必须承认,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都存在遗留的“蛮性”,习惯于借助暴力,这一习惯持久而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对于非暴力的了解又太肤浅和片面了——我们的媒体上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宣传,甚至连理论探讨也没有。事实上,奉行非暴力原则,超越国家和种族的狭隘观念,让爱的阳光洒遍世界,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暴力带给我们的是血腥、恐怖、痛苦和死亡,非暴力带给我们的是宽容、仁爱、和谐与幸福,告别“蛮性”,走向文明,走向非暴力带给我们的和谐世界,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应该有这方面的自觉的行动。当然,从崇尚暴力这一极端走向非暴力,这路途会很远很远。

哈维尔指出:“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特别需要有一个“真正的起点”,特别需要有对于非暴力的虔诚热烈的信仰,这样,即使路途遥远,我们也会坚定地走下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迎来一个沐浴着仁爱光辉的美好世界。

(来源: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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