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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抗战八年,国共关系及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巨变

作者:  2015-09-12添加评论  阅读4,247次

西安事变是影响国共关系走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尽管国共两党(以下简称两党)关系经受了西安事变的考验,但他们的转变仍需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认为,两党的力量及优劣的转换取决于八年抗战。在这里,我着重就八年抗战期间两党力量的变化做以简单地描述。

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1936年之前,两党的力量对比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取得绝对地优势,而共产党则处于一个严重失意的状态。到1936年11月,红军虽然已经到达陕北,实际上已被压缩在甘北地区(甘肃北部),并一分而二,一部分称西路军,处于黄河以东、甘肃西部地区,部队员额两万一千余人,在1937年初基本全军覆没;另一部分处于黄河以东的甘北地区,员额近五万,当时的损失也很大,伤病员很多,同时还面临着粮秣短缺等问题。国民党方面,仅在甘北周边地区驻扎的部队就比共产党多出十几倍,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中央军以及胡宗南的部队,使红军面临着被合围穿插分割的危险。就当时的情况看,红军如果在甘北地区继续困守,那么他的几万人就会没饭吃,兵员无法补充,伤病没法消化。可以说,中共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在1936年11月10日前后,中共中央作出再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意欲跳出甘北地区的决定。

虽然那时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但由于中央军的介入(此时东北军已被中央军完全控制),东北军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秘密地给共产党提供军需物资,这也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能够挺身而出,发动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其放弃剿共计划的原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确认了这个消息,并于当日上午组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说,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义举,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很可能没有办法跳出合围圈,即使跳出,它的突围方向,要么从甘北向南进入甘南,要么向西经陕北入山西,上述地区均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控制区,红军部队会面临极大地危险;如果返回内地,又有悖于抗日救亡的民族愿望,在政治上十分不利。这是比较重要的背景之一。

第二个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蒋介石计划全力解决西北问题。当时,西北驻扎的十余万人的东北军、西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在西安事变期间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单独对付共产党,尽管红军的全部兵力只有四万人左右。于是,蒋介石把全部精力放在消化东北军和西北军上,推出了西北善后计划。西北善后的核心策略是,最终击垮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向红军提供装备给养和经费,把帮助说服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服从国民政府安排、调遣及改编作为交换条件。在此过程中,中共确实帮助国民党做了工作,全力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最终实现了西北善后事宜。此后,在全部工作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周恩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杭州莫干山同蒋介石的代表以及宋美龄见面,商谈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二中全会。在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共给国民党中央发出电文,明确作出保证不用暴力推翻国民政府、保证不搞土地革命、保证不宣传阶级斗争等四项承诺。在1937年7月,双方基本达成妥协。其基本内容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制、改编。在改制方面,国民党的要求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所有革命的旗号、革命的目标、放弃使用一切暴力革命、土地革命、阶级斗争宣传等革命手段。在谈判协定中,共产党明确表示,第一拥护蒋委员长的领导,第二拥护三民主义、承认国民政府的地位等,国民党允许保留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但是要将其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下设的地方政府,或称边区政府、特区政府;改编则是针对红军的。改编后的红军由反抗国民党的军队完全转成国民革命军,也就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支国家军队。

这两步实现之后,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对中共能否真正服从中央存有疑虑,他们一直认为共产党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因此,蒋介石在谈判过程中预留了两个缺口:一个是边区政府主席人选,一定由国民政府提出,当然不一定到边区赴任;另一个是,确定红军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建制为一个军三个整编师,每个师一万五千人,共四万五千人。国民党提出,在红军中不设总部,指挥权统由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使,共产党可以通过军政治部代行指挥权。政治部主任、政治参谋则由国民党选派。该年7月,两党就此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此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中共中央在经考虑后,已作出妥协让步的准备,当然中共还是希望政治部能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使整个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两党关系发生非常微妙地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国民党无力再用权力高压的方式对待共产党,也没有时间同共产党进行马拉松式的长期谈判,抗战的形势已经进入非常危险逼人的时刻。七七事变后,仅到7月31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基本没有部队驻扎,该地区为宋哲元等地方军阀所控制。而且中央军又不可能调上去,即使调兵也会同地方军发生冲突。最终,国民政府希望将八路军调派华北前线(8月22日,国民政府下达给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但鉴于谈判尚未达成一致,中共就有意推托不办。为此,国民政府下定决心,准备作出妥协。

在国民党的让步下,八路军的指挥权交由共产党行使,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随后,部队做好了开赴前线的准备。然而此时,却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华北地区开始土崩瓦解,地方军阀的抵抗完全不能对日军形成有效地阻击。八路军编制虽然是四万五千人,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伤残兵员,另外尽管组织了一些地方武装,但数量也不足以及时补充。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相互信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据毛泽东的说法,当时八路军只有两三万人,如果全部投入战场,打不了几仗,部队就会被消灭殆尽。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不同意把部队轻易地调上去。此外,确定边区辖区的问题还有待商谈。中共提出边区所辖二十三个县(含杨虎城以及其他军阀控制地区),以确保补充兵源和给养,而国民党方面答应就给十五个县。双方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初步确定边区辖十八个县。毛泽东决定把解决边区问题作为调动所有部队的筹码。因此,就出现了两个师赴前线、保留徐向前一个师留守待命的情况。

当时,关于国共两党相互信任的问题,在中共领导层中存在很大的争议。1937年8月21日至25日,中共在洛川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如何抗日、靠谁抗日的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勿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就忘记了这种敌对关系。要为未来着想,不能单纯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第二点,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毛泽东的顾虑也有道理。毛认为内战打了十年,国民党怎能如此简单地就让共产党生存发展。国民党一定是想把你送到前线,尽可能地将你消耗掉。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内的几乎所有党政干部、军队将领的质疑。今天,如果我们查看当时的发言记录,就会发现与会人员都不太服气,但他们又讲不出很深刻的道理加以反驳。最后,毛泽东的意见以会议决议的方式得以通过。

作为国民政府的军队,按道理应该服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但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式去做,很有可能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继而被消灭殆尽。对此,毛泽东提出,要独立自主,在战略上接受指挥,但在战术上自我决定。关于采取何种战术形式,毛泽东有一个思维转变过程。七七事变后,日军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而国民党军队的防御线处于作战正面,即他们以构筑工事迎击日军。日军的装备好、单兵作战能力强、火力又比较猛,中央军、地方军阀完全不是对手,正面作战基本上一打就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初,两党即达成一个协议,基本内容是国共军队各设防线、守土有责。中共的想法是,如果同国民党军队混合打、策应打,会出现我方全力迎敌、另一方退却并敞开阵地被日军包抄的可能,如此,八路军的力量就会被消灭。要避免同国民党军纠缠在一起,分段负责,坚守阵地,尽可能地保证各自的防线不被突破。当时,毛泽东想得比较简单,待战事打了几个月后,他才发现实施正面作战行不通。

毛泽东经过考虑,提出要打山地战和游击战。理由是,红军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都是在山沟里转,又有五次反围剿山地作战的经验。而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山地状况,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势,重武器乃至空中掩护在山地无用武之地,山地作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另一个是打游击战,不固守一个地区、固守一条防线,打一下就跑,这样会保存实力。但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发言表明,他们都认为打游击战不合适。理由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防守,根本就不能知道敌后在哪里,也不会知道敌后的情况。打不了游击战,就打敌人的侧翼,实际上等于跑到日军的身后,危险多大,无人知晓。红军长期在南方作战,对北方山地状况十分生疏,甚至连军用地图都没有。八路军还是从阎锡山八一五师得到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同国民党军队混在一起、共同作战,并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但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大家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说服他,这是毛泽东在党内生活的一大特点。毛泽东擅长争论,基本上不会被人说服,否则,双方就会吵架。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说法,就是他太能吵架了,如果把他选进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就会成为吵架俱乐部。实际上,大家虽不能说服毛泽东,但心里也觉得他的说法有他的道理,只是没有谁提出强有力的反对意见。

1937年8月27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是无产阶级吸引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吸引无产阶级”。意思是要求党的干部明白,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共产党要牢牢地掌握领导权,不能被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欺骗、所软化。我们注意到,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党内就出现了很严重分歧,而这个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1937年9月发生的平型关战役会证实这点,很多领导人在平型关战役后发现,毛泽东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从史实上看,这场战斗发生在9月25日,战斗实际由国民党安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指令国民党部队坚守正面,同时,阎锡山知道八路军游击作战能力强,所以要求115师伏击日军的侧翼,于是就在平型关附近给八路军指定了伏击点。115师的四个团赶赴战场,在9月24日行军途中遇到山洪,有一个多团没有赶到,到位的只有两个多团。从今天看,对这两个多团参与作战的人数是有争议的,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两个多团的兵力大概有两千多人,任务是伏击日军的两支部队。一支部队是日军第三大队的几个中队,他们已在9月22日开赴前线,在国民党军队正面发动攻防。9月25日凌晨,日军的两个中队用汽车拉运伤员顺着山沟往回开,准备运送补给。另外就是日军的一支辎重部队,由汽车队和畜力队组成,一个从南往回开,一个从北往里去,在进入山沟中段时,115师在山沟的一侧打响了伏击战,将辎重部队的汽车队予以全歼。从日军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日军伤亡的情况,辎重部队大概有一百六、七十人,加上十五个人的护卫班,一个送情报的机要参谋,人数大概如此。它的汽车队加上伤兵以及掩护部队,人数在二百人左右,总体算来,被消灭的日军大概有二三百人。实际上,它的战斗力非常低,没有配备机枪和掷弹筒,消灭这支部队对八路军来说不是大问题。在消灭这支部队后,日军第三大队从正面战场抽调了近四个中队,其中有一个机枪中队,赶赴沟口,同115师发生冲突。当时战斗的沟口极其狭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下午一点多钟打到晚上六、七点,山沟逐渐暗下来,战斗随之停止。第二天凌晨,八路军撤出战斗。115师实际只同日军正面部队打了几个小时。

今天,我们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可以得知,八路军损失四百多人,相当部分是冲锋在前的班排长、营团长,他们或牺牲或挂彩。但直至今天,这个数字也在变化不定。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说,他看到的材料显示,这次作战损失了八百多人。据一个亲历战斗的医院院长回忆,这次作战共损失一千二百余人。一千二百人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等于伤亡占三分之二,我觉得可信度不大。不管怎样,四百多人的数字是肯定的。让我们设想一下,两千多人损失四百多人,意味着,当时红军特别像四千多人的115师损失了十分之一的骨干。这样的情况对红军今后的发展极其不利。一九三七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兵员损失问题。很多军事干部在这次战斗后,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讲法有他的道理。文革后期,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前后的十几封电报内容,其核心是红军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在于发动群众。他认为,红军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抗战不能依靠资产阶级、依靠蒋介石领导,要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八路军可以称作壮气军,但壮气军不等于实力军,只能壮气、大搞宣传、提出政治口号、展开小规模作战,提高国民的士气。这种抵抗是一种勇气,而不是投入到战场作不值当的牺牲。他说,我们要从壮气军逐步转变为实力军,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实力,以现有的两、三万人同日军硬拼是不行的。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自己,逐步地发展壮大,把我们的军队建设成真正能替代国民党的军队。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在抗战初期曾经犯过错误,就是我们曾经相信国民党可以改造,事实证明我们错了。其意思是,在当时很多党的领导干部都相信可以同国民党合作,可以影响国民党,在此基础上,逐渐对国民党加以改造,将其改造成为新型的军队和全新的国民政府。

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共处于一个政策摇摆的阶段。毛泽东此后认为,这个阶段的政策是有问题的。真正正确的是,1937年洛川会议确定的指导思想。中共党史突出强调洛川会议的历史地位,他们认为这个会议代表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发现1937年10月后,中共的政策发生了调整,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苏联莫斯科的压力。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共产国际又在苏共的领导之下,这就等于中共在苏共的领导之下。共产国际、苏共对中共提出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同国民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日,牵制日本的要求,是谓抗日高于一切。所谓抗日高于一切,就是两党之间不能发生矛盾、产生纠纷、心怀戒心,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此外,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争取与国民党实现共同领导。毛泽东一开始并无此意,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进一步了解他采取的态度。他在1937年8月没有直接公开地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他秉持的是实力原则。他认为,中共暂不具备实力,不可能要求领导权、主张领导权,而要争取政治领导地位。对政治领导,毛泽东在文章中解释得很清楚:政治领导就是要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政治口号。要引导国民、引导国民党、引导中国的政治。这是他在当时遵循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在共产国际提出要求后,它让毛泽东感到,这个口号对他是个好事,对共产党也是一个好事。

1937年11月底,共产国际将在莫斯科的王明、陈云等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派遣回国,充实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力量。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全面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强国共统一战线,争取实现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会议记录显示,毛泽东依旧坚持他在洛川会议确定的指导思想,为此,他同王明等人发生了争论。在争论过程中,其余领导人没有一个站在毛泽东一边,全部赞成共产国际和王明关于加强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会议形成了一边倒。当然,我们今天看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在那时就高瞻远瞩,意识到共产国际是错误的。他在1938年1月直至年底,甚至到1939年初,有很多公开地内部讲话表明,他紧跟共产国际定的调子走,而且比共产国际讲得还右。这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在面临抗战新形势、处理国共复杂关系方面,心里也没有底数,他努力想办法理解它、执行它。尽管他内心还是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并与他人发生争论,但不管怎样,作为党员,他还是能够服从。我们注意到,从1937年底直到1938年期间,两党关系相对不错,堪称八年抗战的一个蜜月期。

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共同商量,他们甚至组成高级别的两党委员会讨论合并成为一个大党的问题。1938年9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提出,要恢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任职的形式。然而,这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非常害怕共产党到自己组织中闹事,就像1924到1927年那样,变成孙悟空在牛魔王肚子里大打金箍棒。随即,毛泽东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第一,中共不在国民党里从事组织活动,设在国民党中的支部一律取消;第二,同意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在1926年“三.二零”事变后,推出整理党务案,明确规定中共党员不能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以上的职务;共产党要将加入国民党以及在国民党中发展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国民党提出这个方案后,中共在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被中共长期批判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三大错误之一。对此,毛承诺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办。另外,国民党很害怕中共在国民党中搞党团活动,共产党在任何一个群众组织或与国民党合作时期,都不是以党员个人的名义活动,而是所有党员都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志,统一投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争不过共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派系太多,致使共产党的投票很容易占多数。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承诺不再搞党团活动。总之,在1938年的这段时间,毛其实对国民党抱有一些希望。他在1938年甚至1939年初,都在反复强调要改造国民党的观点。

此后他说,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争取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争取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共同抗战、夺取胜利,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建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同建国口号是当时中共对两党关系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1937年8月前,中共的态度是对国民党要警惕、要防备、要千方百计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在1937年12月份后,中共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全心全意、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最终实现共同建国。其实,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将来的中国是我们的,但是目前我们要同国民党搞好统战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王明作为共产党员始终不相信能够与国民党长期合作下去,最终要与国民党一争高下,把中国拿到自己的手里。这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观念,它永远不会改变。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是最适合的、是最应该的。从共产国际、王明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要以抗日为第一要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要妥协,如此才不至于破坏统战关系。但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所有的一切要坚持一条——中共的实力不致遭受损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强调,要保存一种有生力量,这种有生力量如得不到很好保存,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做。因此,毛王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最终目标上。我们相信,中共在1938年到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诚心诚意地想同国民党合作的。

在1938年的国民党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据国民党的资料显示:他们的党员干部、地方领导人对共产党心怀疑虑,并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在与国民党争夺群众、争夺地盘、争夺军队。比如,共产党在后方组织激进的群众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等等。他们组织团体本身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左倾主义的倾向。所谓左倾就是根本不想受到国民党的管理和约束。国民党是一党专政的政党,他们坚持认为,一切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不仅对政权如此,对军队也是如此。1939年1月,当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曾发表了一番言论,他对王明、周恩来说,你们说的什么都好,但一定要明白,老百姓也是国民党,你们不能在他们之中发展一个党员。

在1938年,一个重要的局面开始形成。日本占领了沿海、华北地区、山东以及山西、河南的一部。由于日军投入的兵力不足,并主要用于正面战场,后方只能由少数守卫部队留守,出现了空虚的局面,特别是在广袤的农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37年年底,共产党就已经洞悉了这种局势,提出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1937年12月,又制定了大力发展平原敌后游击区的计划。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开赴到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交界等敌后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农村能够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武器装备,各个省都出现了散落在大小村庄里的民间武装。共产党组织农民,配发武器,训练民兵,继而将其转为地方部队或者正规军。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1938年底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日军在不断往前推进,共产党的地域在不断地拓展,国民党的地盘在不断地收缩。1939年1月,国民党终于醒悟过来,五届五中全会认为,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国民党就会净失天下。我们可以看到,在1938年,共产党的正规部队从最初的两、三万人发展到22万人,1939年底、1940年初发展到47万人,而到1940年夏季,毛泽东提出当年发展到50万人、1941年发展到100万人,待两、三年之后,发展到200万人的目标,也就是超过170万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1943年,毛泽东制定的发展到200万人的计划开始实现。兵力壮大、武器增多,壮气军逐渐变成实力军。

对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下定决心实行防共限共措施。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各个部队要在特定战区、特定战线、特定防地开展军事行动。尽管抗战之初战区格局被打乱,但绝大部分部队还是能够服从战区的领导、与战区保持密切地联系。唯独只有八路军同直管的第二战区脱离了关系。他们起初跳出二战区,其中一部赴一战区,发展河北、山东,又一部跑到三战区,发展安徽、河南、江西和江苏的武装力量。不受控制的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防共限共措施要求,各部队必须回归所在的战区,都要服从战区的统率领导。另外,还要求共产党必须把部队的人数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同时决定,游击队、地方武装要一律遣散。对于这个要求,共产党表示难以接受。1939年,国共矛盾开始凸显。在建立敌后游击区方面,国民党想到一个办法,开始举办游击训练班,甚至将叶剑英请去帮助训练敌后的干部军人,学习打游击战的战术要领。

但有一个问题,国民党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由农民战士充实的军队,讲求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战士经常帮助老百姓做一些好事情。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明确提出,红军是战斗队、宣传队和播种机,应该同群众打成一片。抗战时期,毛泽东又强调,八路军哪怕不打仗也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因此,中共极力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与贫苦民众搞好关系上。他们在农村建立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总之,中共部队所到之处,百姓受益、深受欢迎。国民党军队恰恰相反。国民党实行的是雇佣兵制,兵员是花钱买的。对于当兵的来说,扛枪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养活家小,官兵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在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方面,由于国民党没有像中共那样的理论作指导,再加上军阀作风严重,与老百姓之间也同样存在很大的距离。特别是,1939年国民党下决心调派武装遣入敌后,这些部队实质上为地方精英集团服务的部队,依靠对象是地主和士绅。他们同农民之间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在此情况下,尽管国民党军队进入到河北、山东等很多地区,但不受老百姓的欢迎。此外,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又产生一个问题,军队来了,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各种机构随之跟来。地盘到底归谁,共产党地方政权都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于是,双方冲突由此发生。

1939年,两党的磨擦愈演愈烈,国民党的部队被派到敌后后,就开始与共产党争地盘,共产党有很强地群众基础,通常情况是,中共部队几个团联合、大规模地作战,把国民党的军队打得非常惨,被派去不少于10万人的部队,要么逃跑,要么投降日本、当伪军,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两万人。到了1940年,共产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一部、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此时,国民党就是想派部队也已经不行了。

1940年,又出现一个对国民党来说构成威胁的事情。本来新四军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处于长江以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但他们又准备到苏北去发展。当时,苏北、安徽以及河南的一部分地区,在桂系和中央军的控制之下。而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中央有一种地域情结,他们始终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盘在江浙、安徽一带,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万一共产党真地把这个地方也像河北那些地区一样占住,今后的局面肯定对国民党不利。在1940年后,国民党决定同共产党谈判,通过谈判将这个问题解决掉。

军事谈判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编制问题。国民党想对共产党提出的编制要求给予压缩;第二是地盘划分的问题,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军队属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是国民党军队的组成部分,必须退到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并将这两个省的省长、地区军事长官的职位让给共产党,条件是把各地的抗日根据地让出来,以期双方通过军事划界,达到和解的目的,并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毛泽东显然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他相信国民党在此时提出这样的方案一定深藏着阴谋。我们知道,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被德国占领,欧洲已被德、意控制起来。基于这样的形势,苏联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很多领域加强了合作。当时中共对国际战线的脉络难以把握,究竟是与苏联结盟,还是站在美英法的立场上,实在有些拿不准,基本的想法是紧随苏联。但问题在于,苏联的政策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此局势下要做大文章,他让八路军退到察哈尔、河北的日军核心区域,目的是想让日本人消灭共产党,毛泽东甚至怀疑这个方案的出台是国民党与日军暗中勾结的结果。

10月份,毛泽东终于醒悟,他认定蒋介石要向日本投降,并与日军一道夹击中共的军队。于是,他给彭德怀拍发了一封电报,让彭德怀在华北组织十五万精兵,从山西、陕北经陕南,包抄陪都重庆。毛泽东将这个计划称作清君侧。所谓清君侧,就是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身边有投降分子,这个投降分子就是何应钦。蒋介石只有把投降分子赶出去,共产党就停止这个包抄行动。对这个计划,毛泽东也感觉实施起来十分冒险,如果贸然采取行动,就有人会提出共产党不抗战、破坏团结的质疑;而万一蒋介石没有投降日本的行为,他肯定会背上历史的骂名。因此,毛泽东于1940年11月4日,给莫斯科发电报,陈述了拟采取行动的理由,以及对这次行动的种种担心,请莫斯科帮助决定。最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勒夫回电表示:绝对不同意,要相信蒋介石绝不会投降。同时,要求共产党一定要搞好两党的团结,共同打败日军。

但没想到1941年1月6号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七千多人被国民党消灭、一千多人突出包围、逃往苏北。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对苏联的权威产生动摇。事实证明,蒋介石真正的目标是消灭共产党。他首先从最薄弱的皖南做起,下一步就要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此时,毛泽东做好了反击准备,并向莫斯科提出,停止援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把重武器通过西北的渠道运送给八路军的请求。2月29日,中共中央还专门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政府、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决议。但在这个决议刚刚通过不久,就有消息传来,日本人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击。毛泽东当时感觉有点奇怪,明明国民党投降日本,怎么会突然打了起来。因此,反击国民党的计划被迫搁置、停止实施。共产国际从1941年1月4日直至3月接连发来电报,一再地提出批评,指责中共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毛泽东转变了态度。虽然他对蒋介石不会消灭共产党抱有疑虑,但他还是认为,对蒋介石不能采取完全打倒的方针,应该利用日蒋矛盾,做些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政策发生了调整,并将做法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幅度内。

还有一个因素使中共在此时不能采取攻势,即中共抗战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作战—-1940年秋天发动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由朱德、彭德怀在华北地区发动。其采取的战术是典型的破袭战,即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设施、后方交通要道,而不与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百团大战从9月下旬持续到12月份便被迫停止。原因是,八路军损失人数已经超过2万多人。彭德怀在1943年在中央讲过一段话:我军与日军、国民党军队打仗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同国民党交手,只要他们不是中央军,我们用一比一的兵力就能把对方冲散,如果是二比一、三比一,就能把对方消灭掉。在百团大战中,彭德怀曾指挥七个连的兵力,向日军一个中队发动进攻,人员比是七比一,而且武器很不错。没想到打了一天一夜,损失了七分之一,任务也没有完成。彭德怀总结说,同日军作战要特别小心,不能僵持,也不能正面发生冲突,要特别注意战术上的灵活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军队的力量对比。在1943年、1944年延安整风过程中,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做一讨论,会议认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毛泽东是非常英明的,大家一致认为洛川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是正确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都充分证明了这点。大家把矛头指向朱德、彭德怀,批评他们违反了毛泽东精神,以致于造成了很大损失。实际上,这个损失不仅仅是消耗两万多人的问题。这是因为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本人突然警醒并意识到在他们的后方还存在着中共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日军集结了大批部队,从1941年直至1943年,对农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造成了根据地以及后方群众极大损失。根据地在缩小、部队的作战能力、发展的能力都受到极大地限制。刚才,我们讲到在1940年的夏季,中共军队已经发展到47万人,但到1943年人数仍然维持在47万,虽然作战有损耗、有补充,但无法发展。这几年是中共在抗战期间最为困难的时期。

从另一个层面上,这几年的困难也对中共有一些好处,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休整,并在政治上发展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换句话说,中共在抗战前,根据地很多,存在着山头和派系。通过1941年底的中共党史问题讨论,使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得以确认,通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赋予毛泽东最高的权力,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最高指导思想,等等,最终在全党形成高度统一的局面。在此过程中,两党没有产生太大的冲突和摩擦。到了1943年和1944年,国民党已被日军压到西南狭窄地区,仅就当时的状况看,国民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经过五、六年时间的抗战,国统区经济步入几近崩溃的边缘。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高度紧张,集权导致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军队的士气极其低落。兵源依靠靠抓丁来补充。抓丁的惨象在蒋梦麟等人的回忆录及当时的报道中均有披露。农民千方百计地逃避服役,即使被抓,也会千方百计地脱逃。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如日中天,每况愈下。

时间到了1944年,日军为了阻止美国军队利用中国沿海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展开打通大陆架作战。作战从河南开始,经湖南直至广西、贵州,重庆险些被包抄。除个别地方有国民党军队进行顽强抵抗外,大部分地区不战自败。汤恩伯军队长期驻扎河南,民众恨国民党比恨日本人还要重。当日军打到河南之时,众多的农民抢夺国民党士兵的枪支,甚至配合日军攻击国民党。这其中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要承受来自日军、中国老百姓的双重打击。刘震云《温故1942》,就反映了这点。1943年,美英苏关系达到巅峰,国际社会要求国共要互相妥协让步。苏联也在压制中共同国民党和谈,以期解决双方长期积累的问题。毛泽东曾在1943年,给蒋介石专门去电,要求赴重庆面见。可以看到,1943年直至1944年初,毛泽东的内心是希望与国民党、与蒋介石搞好关系的。1944年的4月20日,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1号作战”打响,打响之后这些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当时,中共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王士杰、张治中进行谈判,双方谈成一个结果,林伯渠在协议上签字。然而,他们到重庆准备形成正式文件之时,5月12日,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要求将谈判文本作废,并提出20条新的政治要求。主要内容是,废除一党专zhi、成立联合政府。原因在于,毛泽东看到国民党在河南一败涂地,国民党基本丧失领导资格,应该趁此时机提出条件,同国民党进行正面的政治较量。在20条提出后,很多人都在做毛泽东的工作,此时,毛泽东退了一步,提出免去8条、坚持12条的要求。最终到1944年9月,毛泽东派林伯渠参加国民党参议会,明确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的主张。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从1944年4月份开始的大半年时间,毛泽东始终相信,延安整风使中共已经达到更高的水平,而国民党每况愈下。同年,美国人对中共大发兴趣,压制国民党开放对共产党的封锁,美军观察组又赴延安,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基本取得一致。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相继建立了人民解放军,出现了解放委员会等共产党政权。中共已经踌躇满志、相信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时间指日可待。

当然,中共不了解1944年以及1945年,国际形势对中共目标实现存在的重大影响。1944年9月,斯大林与丘吉尔签署百分比协定(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基本内容是,战后,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其余欧洲国家由美英管理。1945年2月,苏联又同英美签订雅尔塔协定,按照百分比协定的方式,在东亚地区划分分界线。这个分界线以中国长城为界,长城以北由苏联控制,英美不得介入;长城以南,换句话说,中共活动的区域由美国控制,苏联不得介入。我们注意到,当1945年8月战争结束之时,中共拥有91万军队、120万党员、1亿多人口的根据地民众和敌后大片的土地。而国民党方面,按毛泽东的说法,他在峨眉山上,只能下山抢桃子。国民党军队距离华北、东北、华东地区还很远,等到他们调集了军队,为时已晚。毛泽东在抗战即将结束时,就已经下达命令,要求新四军夺上海、夺南京,八路军夺北平、夺天津,接收大城市,控制中心区,很早地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但毛泽东没有想到,8月20日、22日,斯大林接连来电,强硬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谈判,并强调中共要走法国和意大利的道路。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曾经非常强大,但由于身处英美的势力范围,苏联方面采取了放手不管的政策。在英美的压力下,法共、意共放弃了武装,与流亡政府共同建立了政权。实际上,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斯大林以及美国从内心希望中共走这样一条路。

中共经过抗战八年,从最初的两、三万人发展到甚至具备夺取政权的能力。而国民党恰恰相反,在1937年以前,用唐德刚的话说,蒋介石当时在全国的威望如日中天,但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的威望、国民政府的威望、整个国民政府的统治消失殆尽。虽然他们还雄心勃勃地想控制全部领土,但已丧失了这个实力。在我看来,共产党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为最终建立新政权、夺得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系杨奎松数年前在三味书屋的演讲录音整理,整理者:朱可夫、陈源)

2015-09-04 杨奎松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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