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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

作者:  2016-10-08添加评论  阅读1,761次

先说两个小故事。

吕太后有个妹妹,叫吕须。吕须有个女儿,不知道叫什么,但她嫁了个人,有名有姓,叫刘泽。刘泽辈分甚高,是汉高祖刘邦祖父辈的人。诸吕用事时,因为己刘妻吕,两头沾光,封琅琊王。又因为诛诸吕拥文帝有功,被徙封为燕王。第二年,刘泽死了,他的儿子刘嘉嗣位。9年后,刘嘉又死了,其子刘定国嗣位。在刘定国看来,他可继承的东西很多,不只是父亲的王座,还有父亲的床笫。他占了后妈,与其生有一男。不过瘾,又占弟媳为妾,还左抱右拥自己的三个女儿。

有人举报,武帝震怒,让新宠主父偃前去查处。主父偃以前“北漂”时到过燕国,但不受待见,这次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便上书说刘定国不可以活。武帝准奏,让其自杀,燕国从此被除名,改为郡县。

无独有偶。齐厉王刘次昌也是专爱自己不应该爱的东西–自己的姐姐,不爱自己母亲为自己选的妃子。刘次昌的母亲是王太后纪氏,她不想让自己儿子这块肥肉掉进别的狐狸精嘴里,于是想到自己娘家的另一个翁主。

碰巧,汉室皇太后王氏与前夫生有一女,该女又生一女,名娥。在皇太后眼里,娥是空中飞蛾,非诸侯王的火,不让她扑。来自齐国的太监徐甲看在眼里,提出到齐国出趟差,让齐厉王自己来求亲。太后大喜,答应了他。主父偃知道了,托请徐甲把自己的女儿当私货塞进齐王后宫。徐甲到了齐国,说明来意,却被纪太后骂了个狗血喷头,先骂徐甲是个贱人,再骂主父偃是个蠢货,当然不敢骂皇太后是个婊子。

徐甲连滚带爬回到长安,回禀太后和主父偃,还说齐王在干燕王刘定国干过的事。于是,太后咬牙,主父偃切齿。后者进谗武帝,说齐王不仅淫乱,且有反心。武帝便派主父偃到齐国当丞相,这下,狼外婆终于进了鸡窝。女儿虽进不了齐王后宫,但自己进了。不过带来的不是口红,而是棍子。一番拷打,坐实了厉王与其姐通奸。厉王年少,一害怕,仰药自尽。齐国从此也被除名,所有封地变为朝廷郡县。

两个故事情节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国王自杀,王国陪葬。或者说,诸侯遭横祸,帝国发横财。不费一兵一卒,也不费一唾一沫,两个大王国的封地就并入了中央政府。

不要以为汉武帝只用了主父偃的言,用推恩法切削诸侯,将诸侯国的大土豆切削成土豆片,或土豆丝,或炸或炒;他还会用两片大磨盘,把大诸侯国放进去碾磨–被碾成粉末并装进自己面粉袋里的,就有燕国和齐国。根据班固的归纳,文景武三朝都切削、抑制诸侯–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业绩最丰: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这意思是说,诸侯王变成了地主。到了汉哀帝、汉平帝之际,就只剩下皇室远近后裔了:有钱的还是大户,无财的大多破落。

毫无疑问,汉武帝像捏泥巴一样捏出了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似乎是按照贾谊《治安策》的建议兑现的制度安排,它可能摆脱了贾谊陷入的虎狼之境,但它能为汉帝国带来繁荣昌盛且长治久安吗?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终汉一朝,盛世在汉武之前(文景),不在汉武之后;其次,从汉武大行(公元前87年)到王莽篡位(公元9年),历经八帝,历时九十六年,大部分时间(除了号称中兴的汉宣帝时期),汉王朝的权柄不在刘姓手里,且政治糜烂,社会动荡,“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二年,终年21岁,除了粉碎阴谋篡权的燕王-上官氏“反革命集团”外,余事乏善可陈;没有庙号的刘贺即位28天,因荒淫无度被废;汉宣帝刘询,在位二十四年,号称“中兴”,但也不过是个微缩版的汉武帝,装神弄鬼,暴虐恣意,草芥百官,连自己的太子刘奭都看不下去了:“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刘奭上台(是为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后用儒生了吗?非也,用了宦官。汉元帝是个典型的庸主,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更亲手栽培了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的第二大著名品牌–石显(第一品牌当然是赵高)。刘奭最爱的能臣兼老师萧望之,其画像被先帝列入“麒麟阁”十一大功臣榜,并且是汉宣帝驾崩前的托孤大臣,被石显害死后,汉元帝也只能绝食痛哭:“果然杀吾贤傅!”汉元帝终身都未能去掉这颗寄生在自己身上的毒瘤。

石显和他的寄主一同消逝后,该喘口气了吧?没有,前来接班作祟的是外戚。要想知道外戚专权到了什么程度,看看这个小故事就明白了:

关心汉室江山未来是姓刘还是姓王的人,向汉成帝推荐坚韧的挺刘派–刘向的小儿子刘歆,皇帝答应让他做中常侍,叫人去取制服,准备让刘歆来参拜。这时,身边所有人众口一声说:

“还没有报告给大将军呢。”

所谓大将军,就是汉成帝的大舅舅王凤。其时,皇帝的五个舅舅一日封侯,时称“五侯”,还不算王凤。当时,天下灾害不断,而王氏家族奢华糜烂。

“这么小的事,用不着大将军管吧?”皇帝壮了壮胆说。

身边所有的人一起跪下来磕头,坚持要向大将军汇报。没有办法,皇帝和王凤说了。王凤说,不可以。于是作罢。

从此时开始,一直到王莽把西汉刘氏装进棺材里,历经四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少帝),江山都是王家的囊中之物。不过其间有一段短暂的插曲,是汉哀帝演奏的,主题是爱。汉哀帝对性爱的忠诚远远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对同性之爱远远深于对异性之爱。他给予幸臣董贤的,超过任何皇帝可能给予皇后的。他为其大建宫室,将其陵墓修在自己的义陵旁,封其为大司马、大将军(估计其战功主要在床上),犹嫌不足。有一次,美酒当前,哀帝含情脉脉地对董贤呢喃道:

“亲爱的,我想效法尧舜,把江山让给你,好吗?”

哀帝驾崩后,从董贤家抄没的家财超过43亿枚(五铢钱),号称中兴的汉宣帝末年,国库存钱也只有80多亿2,可见哀帝在禅让江山之前,先禅让了国库。

这种政治与秦帝国政治有相同的地方,即中央高度集权(不再有政治意义上的地方诸侯);也有不同的地方,即继续扩张和专制的步伐都停顿了下来,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高压稳态”政治,而处于扩张和专制循环推进途中的政治,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则是“高压非稳态”政治。

在实施拆细诸侯的“推恩令”前,有个叫徐乐的策士曾经给汉武帝上书说: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他认为秦帝国的崩溃是“土崩”,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瓦解”。为什么土崩好于瓦解?徐乐语焉不详。依我之见:一是速度问题–秦帝国土崩在瞬息之间,周王朝瓦解了好几百年;二是归属问题–土崩不可重启,土崩之后,江山一定改姓,瓦解则可重聚,汉初前后七国乱后,江山还是姓刘。不知道汉武帝当时是否意识到,这针对的是贾谊、晁错和主父偃等人,是劝汉武在拆分诸侯的问题上三思。事实上,王莽得以篡权,要归罪于汉武消灭诸侯;而刘秀得以续汉,则要归功于汉初分封在全国广播“龙种”。

显然,“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那么,“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什么呢?是癌变。“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1.庸主6;2.外戚,如王凤、王莽;3.太监(其实就是没有那玩意儿的秘书),如石显;4.方士(今天叫活佛或大师),如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文成将军少翁、五利将军栾大、公孙卿等;5.幸臣,如董贤;6.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腹诽罪的首创者)、暴胜之等;7.贪官,这不用举例,俯拾皆是。这七大癌肿,或继发,或并发,虽然寄生在皇室身上,但抽取的,却是民脂民膏民血;祸害的,是所有良臣能吏;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能量和活力。等到生命力耗竭,前来为王朝送终收尸的,不是入侵的蛮族,就是起义的农民,或者两者共抬一口棺材,像明末。

不要以为,这里枚举的主要是西汉故事,实际上,自西汉后的所有王朝,一旦进入高压稳态,重复的,都是这些故事类型和情节,只是剧中人和名号不同而已。这部连续剧,超过世界上最长的肥皂剧,在中国上演了二千年,长久不衰,离现在最近的版本,其实也并不遥远。

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大盛世,都与“低压”或“负压”政治有关

按照徐乐的观点,从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看,“低压”或“负压”政治好于“高压非稳态”政治,因为土崩比瓦解更糟。但它好于“高压稳态”政治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过,不是从最坏结果看,而是从最好结果看。

自有信史,中国历史上可称为“黄金时代”或“太平盛世”的,无非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合称)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初“黄金十年”。尽管有各类论者称颂宋明,但两朝都没有一个时期可与“黄金”、“盛世”这些称谓挂上边,更多的是无奈与痛楚,所谓“孤秦陋宋”、“膻元腐明”是也。

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怀胎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个说法,认为存在一个“世界历史轴心”,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而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都形成于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这个时期被他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

“轴心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标志是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前551-前479)、老子(前571-前471)、墨子(前469-前376)等等。轴心期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8如同西方学者所说,迄今为止的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注释一样,秦汉以来的所有中国哲学也都是对春秋诸子哲学的注释,只是注释得不如人家好罢了。

西汉文景之治虽没有这个时代伟大,但它是“汉民族”作为一个世界性民族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它内修德政,外息刀兵,轻徭薄赋9,藏富于民,政府廉价,且人才辈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模式–河流域地区多民族、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与小农经济结合。它开始了中华文明的聚变过程,为精神-物质文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第一,缔造了一个以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提供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虽然还没有形成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但农业经济的繁荣接近登峰造极。

贞开之治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第三座高峰,也是全盛时期。唐太宗及其所治之天下,树立了一个君主和一个王朝所可能达到的治理高度的一根标杆,其高度,似乎不仅中国后世王朝,即使是世界其他国家王朝也未必达到过,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包容性和开放性方面。描述或刻画它,多少字都显轻薄,也不是此节的任务,仅录史家如下一小段记述足矣:唐太宗曾经和大臣们谈论如何止盗,大臣们都说要用重法。太宗说,老百姓不得温饱才偷盗,我节食俭用,就可以轻徭薄赋,再选用清官,不就行了,用重法干嘛?“自是数年之后,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史书这样说。

康乾之治离近代不远,且有那么多文字和影视作品铺陈演义,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清王朝从此时开始实施免征农业税赋政策,这件事汉文帝曾经做过,但没有一个王朝像清王朝那样长期坚持;第二,除了元朝铁蹄短暂踏过的地方之外,康乾时代的清帝国版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民国黄金十年指的是1927年至1937年,也就是北伐成功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从经济成就上评估,是黄金、是黄铜抑或是黄昏,涉及意识形态和评价标准问题,见仁见智,见鬼见神,先存而不论;但有一点,不难达成共识:凡是今天在其所在界别可以被称得上“伟人”或“大师”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

五个时代,跨越二千七百年,有共同之处吗?有!它们的母体都是负压或负压与高压混合政治,或母亲,或祖母。春秋不用说,文景之世也不用说,都是中央政府弱于侯国(景帝时梁孝王几乎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所不同的是唐初。有趣的是,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帝国)-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第一个循环历时近700年(前770-前87),第二个循环历时也是700年(220-960)。

宋元明三朝,又700年(960-1644),出现了高压稳态与战乱分裂的单循环,再没有出现负压政治,因此也就与黄金时代无缘,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从顶峰开始滑落、进入下行通道的700年。

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如何才能得兼?

能从上节的讨论得出结论说:理想的政治,就是负压政治吗?非也。负压出“黄金”,但也出战乱(假如控制不住,如春秋之后的战国、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或者出高压稳态政治(假如控制得住,如汉武帝、北宋、元、明等)。

负压之所以能出盛世,因为它释放了活力;高压稳态之所以会长毒瘤,因为它禁锢了生机。虽然既有活力又能稳定是所有政治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四千年的政治框架里,这种状态虽然有过,但其存续时间很少超过一到两个帝王在位的时间。要活力,就要牺牲当下或未来的稳定;要稳定,不得不牺牲当下或未来的活力。

不难看出,中国政治的活力与稳定问题,从政治操作层面来看,其实是个分权与集权问题。政治不稳定或动乱时代,稳定的价值被置于优先考虑,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倾向于集权,倾向于肯定郡县制,否定侯国制,比如战国时期的法家、中唐安史之乱后的柳宗元16等。在无法中央集权条件下,则主张“宗室”集权,如曹魏时的曹囧。17有意思的倒是陆机,见西晋统一好于三国之乱及重建侯国惩于后汉专制之祸,故极力称赞五等封侯的圣王之制18,但他所称赞的分封制下的西晋全国统一政权,只生存了52年。

到了宋代,中国的政体之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连大儒朱熹也都进退失据。看到了宋朝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七毒”19、“两祸”20横行,朱熹当然会想到封建与藩镇21;但他博古通今,知天识地,不可能不知道侯国制度曾经造成的祸乱22。那怎么办?朱熹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封建”杂建于“郡县”之间。23这其实不过是对汉初体制的理想化,在他生活的年代,已经行不通了。

批判中央集权最激烈的,要算明末和清代政治思想家。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政治特别黑暗,也因为清朝是异族少数统治汉族多数。最著名的批评者,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袁枚等,还有被钱穆评为“30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大师中的大师”的颜元。

五位大师虽然都反对中央集权制,但坚决为分封制辩护的,却只有袁枚和颜元,这里先略过不提。顾炎武沿袭朱熹,试图调和封建制与郡县制,提出在郡县制下分权,想搞县令“政治承包”25;黄宗羲认为封建、郡县皆“私法”,故提出“公法”,要“君臣平等”,建议构建类似于立宪体制下的“内阁首相”制26的体制;王夫之也批评封建制和郡县制皆私天下,类似黄宗羲,但更激烈,其解决方式是分权于“兵民”和“列藩”27–这个主张出于“公天下”的理想,但在非立宪民主的君主制下,只能重走唐代藩镇的老路;在无君权、也无民权且只有军权的辛亥革命后,它演变成了“联省自治”,结果就是军阀混战。

这就是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困境:中央不集权,地方分权,虽有活力,但容易处于低压或负压状态,不稳定,容易“瓦解”;中央一集权,集急了,高压不稳定,容易“土崩”,而集慢点儿,最好也就是高压稳定,慢慢“癌变”。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活力之于中国,有如孟子所说的“鱼”和“生”,而稳定则是“熊掌”和“义”,比如,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难道中国真的就不能超越“负压”、“高压不稳”、“高压稳态”三种政治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更为理想的政治状态吗?

我以为能。

中国人的稳定在于“分权”和“集团”,西方人的稳定在于“统一”和“独立”

活力与稳定难以兼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与中国春秋时代同处历史“轴心期”的古希腊,也受同样问题的煎熬。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雅典三哲未知“天下”

公元前431年前的某一天上午,雅典,天空应该晴朗,远方海浪相逐,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微风荡漾,像微醺的女神雅典娜躺在花丛中从口中吹出的气息,橄榄树叶飒飒作响。雅典城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公民大会正在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大会,会议结果,将决定雅典和整个希腊未来的命运。

“雅典人!”科基拉城邦派来的一个代表上台演说道:“我们遭到了科林斯人的侵略,前来请求与你们结盟,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援助,这样做对你们有很多益处……”

台下一片嗡嗡声。

接着上台演说的,是科林斯城邦的外交官,他说:“科基拉是我们的殖民地,但我们却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辱。对他们作战,不是我们的错误。你们有理由保持中立,或者加入我们一方,不要支持叛乱者。而且请记住,在波斯入侵之前,你们在埃吉那作战,舰船缺乏,我们为你们提供了20艘船……”

有人叫好,有人发出嘘声。

这场辩论,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且是点燃那场战火的火星。当时,科基拉是科林斯的殖民地,有个小城邦,叫爱皮丹奴斯,又是科基拉的殖民地。换个说法,科林斯是科基拉的母邦,是爱皮丹奴斯城的“祖母”邦。爱皮丹奴斯城的平民驱逐了贵族,贵族投靠异邦人,并和异邦人联合袭掠爱皮丹奴斯。情急之下,它派人到母邦科基拉的赫拉神庙里陈情,请求保护,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到德尔斐问神。神谕说,可以把城市交给“祖母”科林斯保护。科林斯人欣然接受。这触怒了科基拉,从而爆发了“两科战争”,双方动用舰船共155艘,结果,科林斯战败。

战败的科林斯开始大规模备战,这让科基拉人感到惶遽。当时希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以雅典为首的同盟–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伯罗奔尼撒联盟。科林斯属于斯巴达同盟,而科基拉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它知道一个城邦不可能战胜一个同盟,于是派人到雅典要求结盟。科林斯知道了,也怕希腊世界的两大海军强邦联手,派出代表到雅典,试图阻止这件事发生。

雅典人听了双方发言后,召开了两次公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上,民众倾向于支持科林斯;第二次大会的民意变了风向,决定与科基拉结盟,但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只有当科基拉领土受到侵略时,雅典才有义务援助并参战。长达30年的希腊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最终把整个城邦国家引向崩溃,把希腊文明推向悬崖。

上述三个城邦(科林斯、科基拉、爱皮丹奴斯)和两个同盟(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纠葛,是古希腊世界花豹身上的几个斑点,通过它们,可以窥见整个古希腊城市国家在希波战争后的政治生态全貌:“不是无止境的城市间爆发战争,就是城墙之内的内乱。”

这种状况,促使希腊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们陷入沉思,并纷纷发言。不幸的是,他们努力的结果,非但未能使城市国家的体系复兴,反而加快了其残余部分的朽坏。这是因为,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城邦哲学家们,没有看到,对于希腊政治而言,实现政治稳定,“并不在于依照一种理想的城市制度来改革各城市国家的宪法,而是要扩大国家的范围,把所有的希腊小国都合并成为一个整体”。

换句话说,在树枝上风雨飘摇的鸟巢里,无论如何努力地完善各个鸟蛋的内瓤或外壳,都不可能防止其破裂,它们如果不是相互撞破,就是在鸟巢倾覆后,一起摔破。按照柏拉图规划建立起来的城邦,至多是个军警国家,即使神圣,也不过是个蚁穴,洪水来时,难免灭顶。

可见,对于周王朝以后的华夏民族而言,政治稳定主要是个集权与分权问题,这种稳定,我们称之为“内部性”稳定;而对于古希腊的城邦世界而言,则是一个独立与统一的问题,这种性质的稳定,可称之为“外部性”稳定。“外部性”稳定,其实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当国家安全内部化后,就会变成“内部性”稳定问题。这个过程,就是统一过程,也就是扩大国家范围把小国合并成一个整体的过程。

一般而言,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其外部稳定性会增加,但内部活力会下降(这是本书第六章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活力与稳定问题其实就是活力与规模问题。当一个政治体规模大到这个程度,其外部不稳定性接近于被消除,这个政治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天下”。雅典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未在这样的政治体里生活过,所以他们不知道“天下”为何物,因此也就没有提出用“天下”模式来解决城邦问题。

二、何物“天下”?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这是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写的一首词的开头一句。他自己在序中说,在去并州(即今日之太原)应试途中,遇到一个捕雁人,说今个儿早上捕杀了一只雁,漏网的那只不肯飞走,悲鸣不已,最后撞地自杀。诗人买下了那只情种,葬在汾河岸边,以石为碑,称之为“雁丘”。同行者纷纷赋诗,他写下的就是这首名词:《摸鱼儿?雁丘词》。

作者当时16岁,情窦初开,悠悠万事,唯情为大。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即使不比情更让人迷恋,至少也和情一样教人相许生死,这个东西叫“天下”,也叫“江山”。自古,“江山”和“美人”就相提并论,更爱谁,就看当时情景和当事人偏好。

汉景帝就曾经面临在二者之间做选择的两难处境。有一次,他带爱妃贾姬逛皇家花园。贾姬内急,上厕所,一头野猪也冲了进去,大概是想要进餐,里面传出美人的阵阵尖叫。当时,有个叫郅都的警卫局卫队长(中郎将)随侍左右,景帝用眼神示意他赶快去救,但郅都假装没有看见。于是,景帝起身,准备救美。郅都急忙匍匐在皇帝脚前,说:

“死一个妃子,再进一个妃子,天子只有一个啊。”

景帝想了想,只好作罢。

“天下”是张网 善于捕获“稳定”,而不善于捕获“活力”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美人不是唯一的,但天子是唯一的。所谓“天子”,就是“天下”之王。天下之王又是什么呢?就是“嫁”给天下的人。据说商汤还是部落首领的时候,曾经问当时的智者伊尹:

“我想取天下,怎么样?”

伊尹回答说:“您老人家想取天下啊?取不了,天下只能取您。”

这里的“取”,完全可以看成是“娶”。伊尹本来的意思是说,个人不是选择者,选择者是天下。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天子是唯一的;但相对于天下来说,天子不是唯一的,天下才是唯一的,是天下选择天子,而不是相反。

天下的这种终极唯一性,来自它作为一种存在,在时间上是长远的,在空间上是广延的,因此不可能被任何人或其家族长期排他性占有。在中国古老的典籍中,“天下”的原始含义,就是“凡天空所能覆盖到的地方”,与“海表”(所有海洋表面所能抵达的地方)同义,也就是“光天之下”的意思。这其实是指我们祖先当时的认知能力所能经验到的世间万物的总称。这种意义上的“天下”,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接近于德国哲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可以被当作日常语境中的“世上”、“人间”等词语来使用,比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以写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不过,当天下与天子发生关系时,它就成了一个政治概念。与空间相关的政治概念有两种,一种是“同质共同体”,另一种是“异质共同体”。“同质性”,指的是物质或事物内部具有均匀相同的性质或成分;“异质性”,则意味着该物质或事物内部缺乏这种均匀或统一。同质政治共同体,指的是该政治体具有单一的地理因素、民族构成、文化模式和统治结构;如果一个共同体在这些方面是多样和多元的聚合,就是异质政治共同体。

不难理解,政治体越小,同质性越高。村庄,可能是同质性最高的社会单位,但它不可能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政治体。人类历史上最早且规模最小的同质政治体,是古希腊的城邦。每个城邦有独立主权,公民是同一个民族,崇拜同一个神灵,有相同的文化,说同一种语言,实行单一政制。虽然,同一个城邦在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间的不同城邦,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同一城邦在同一时期里通常只实行同一政制体制或治理方式。

毫无疑问,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天下”,是一种最大化的多种地理元素、民族构成、文化品类和治理体制的异质聚合体。这种聚合体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多”–规模大,元素多。天下的这两个特点,在华夏古老的典籍里一般都用“极而言之”的方式来表达,极言其大,或极言其多,比如,可以替代“天下”,或可与“天下”相提并论的词有:“九族”16、“百姓”、“万邦”、“九州”、“四海”、“四方”、“万民”、“兆民”、“万姓”、“万方百姓”等。与这些概念交替使用的,是“天下”。在六卷五十九篇的《书经》或《尚书》里,至少有13次在政治体意义上使用了“天下”这个词。

把玩上面11个用来称谓华夏地区最大化政治体的词,发现除了“天下”之外,其余10个复合词都是由一个数字加一个名词构成:两个“四”(四海、四方),两个“九”(九州、九族),一个“百”(百姓),四个“万”(万邦、万民、万姓、万方百姓),一个“兆”(兆民)。这些数字,只有一个是实指,那就是“九州”,其余的都是形容词,表示很多,或很大。作为前缀形容词使用的数字后面的名词,有三类:第一类是地理空间,比如“海”、“州”、“方”;第二类是民族人口,比如“族”、“姓”、“民”;第三类是前两者的统一体,比如“邦”。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可以得到作为政治概念的“天下”的初步定义:所谓“天下”,就是具有不确定边界的大规模和多民族政治共同体。

这样的共同体,在世界史上就是世界性帝国;在中国地区,它被认为最早由大禹开创、西周创造性继承,称为“华夏国家”。29此前尧舜时代所谓的“天下”,更接近于地理空间概念或部落联合体概念;此后没有“天子”的战国时代或后世出现多于一个“天子”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则是一个多区域、多民族共享的统一生存空间概念。

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六月,天象异常,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座,又返回来,停留了两个月。梁武帝有点慌张,因为当时有谚语说:“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为了消灾,他光着脚下金銮殿走了几个来回。后来听说北魏孝武帝拓跋修(鲜卑族)从洛阳避难到长安,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胡酋也能应天象。”这等于承认各民族分享“天下”世界和“天子”称号符合中国语境中的“自然法”,即“天象”。

中国的“天下”规模大、元素多,表明它异质程度很高: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多神崇拜,这些都不用细说;值得一说的是,夏开创并由西周继承的华夏国家体制,被称为“五服”治理体系–这是一种多元复合政治体制,在华夏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对内间歇混合实行封建和郡县二元体制,对外实行朝贡体制。

如果中国的“天下”是张网,从上一章最后一节已经得知,它捕获“稳定”之熊掌的能力,远远大于它捕捞“活力”之鱼的能力。它的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治体的外部不稳定性,因为它网罗天下,可以把大多数外部战乱内化为秩序;缺点是不能消除内部不稳定性,有土崩、瓦解之虞,而最大缺点是内耗、癌变和吞噬活力。

虽然成型于西周的天下体制,以其具有最大包容性的“五服”共治体制,让异质民族和文化和谐共存,让活力迸发,但华夏文明对国家规模的依赖(此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最终使自己走上了同质化专制主义道路,活力耗尽,治乱循环。

而古希腊城邦,则是一群畅游世界海洋的活力之鱼;但这群鱼不是相互攻击,就是遭受更大的鲨鱼猎食,或者被其他天下之网的编织者所围捕:先是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前490-前480),接着是马其顿帝国的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前338-前336),最后是罗马的执政官们(前200-前196),波斯的网被雅典、斯巴达为头鱼的古希腊城邦鱼群撞破了,古希腊的鱼却被马其顿的网围了近一个半世纪,最终连同马其顿的残余之网被罗马更大的网一网打尽。由此可见,古希腊城邦的优点是活力四射,缺点是既没有内部稳定,也没有外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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