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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由“从军女性”到“随军女性”

作者:  2017-03-11添加评论  阅读514次

口述史的魅力与意义之一,便是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兴之所致,会讲出许多书面历史不常书写、不常记录的日常琐细。历史的点点细节,往往在口述中凸显出来,因此也格外丰满、生动,不仅如此,从中还可另窥历史的深意,有趣又有意义。口述史在国内自然渐成历史学的新热点,从事口述史的机构与个人越来越多。“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几年来业绩不凡,《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1931-1945中国往事》(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就是其最新结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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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

张钧主编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出品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

这本书整理收录了20余位当年的年轻人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这14年间的个人历史,他们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在长达14年的战争阴云下,真是各有各的“活法”。“随军家属的战时生活”是一位女性的叙述,女性的细腻细致,使这段口述格外有趣,而从女性的角度讲述了自己的战时生活,也更有意义。

口述者谢雪萍,1920年生于广东德庆,14岁到广州一纺织厂做工。工厂旁有一个“仲恺农工学校”,晚上就是工人夜校,下班后,她就去上课,识字学文化。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广州也遭到日本军机猛烈轰炸,她上班的工厂被炸毁,工人全被遣散。在夜校时,她从邹韬奋先生出版的《激流》杂志上,读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经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即可。她在学校受到左倾思想教育、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立即萌生了到延安抗大读书的念头。但广州离延安十万八千里,去延安要自筹盘缠,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失业女工,只得先到此时尚未卷入战火的香港一家纺织厂做工。1938年9月初的一天,她的堂姐和男朋友来到香港找她,说他们筹到路费,可以去延安。二话不说,他们一同来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然后奔赴延安。她文化程度不高,但自筹经费、不远万里也要去延安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延安、共产党的魅力之大、吸引力之强。

她于1938年9月18日到达延安。最初,她在抗大女生队学习,后来由于来延安的女孩越来越多,成立了几个女生队。1939年,干脆成立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长是王明,办校宗旨“一是要把女大的学员统统培养成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再就是为他们延安的‘老光棍’解决点问题。当时,学校修了一个礼堂,所谓礼堂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些长的木条凳子,能装几百人。修大礼堂讲大课,都是请些名人来讲,像艾思奇这些人都在那儿讲过课。延安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到那儿听课,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他去听课就可以‘物色’人选嘛。”(《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4页)有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回忆、研究文章,很少有将该校第二个宗旨说得如此明白。

有一次上课,有人跟她说话,她并未在意。过了几天,班上一东北大姐约她去市场,过了延河,看到延安城里跑出一匹马,一个小伙儿骑在上面。东北大姐介绍说,这是“小广东”,然后又向她介绍说“这是张昉”,就是课堂上跟她说话的那个人。此后,时任东北干部队队长的张昉就不断约她出去,两人开始“交往”。她记得张昉第一次约她到外面吃饭,要了法国面包和“三不粘”。所谓法国面包就是馒头片裹上鸡蛋一炸,上面撒上白糖;“三不粘”就是放油蒸的鸡蛋羹,蒸完后碗、勺、筷子都不粘。在当时的延安,这是很金贵的一餐了。过了好久,才有人对她说,这位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真名叫张学思。抗战期间,张学思一直用“张昉”这个名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部队挺进东北,才改回原名张学思。

与张学思“好了”之后,她也就调到东北干部队。东北干部队开赴前线前夕,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个朋友请队长张学思和政委高存信吃饭,让他们带上谢雪萍和高的女友白竟凡。回来的路上,张、高二人商量说:“干脆,咱们今天晚上结婚吧。明天在这开一个会宣布就算解决问题了。”回到自己的窑洞,她把被子搬到张学思的窑洞,就算是结婚了。第二天,1940年9月7号,举行了集体婚礼。(《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5页)延安时期的婚恋嫁娶,自有特色。

战争是严酷的,婚后部队就立即开往前线,突破重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在前线,她参加了几次激烈战斗。“掌史突围”是冀中军区一次很有名的战斗,吕正操司令员曾有文章回忆这次战斗。谢雪萍参加了这次战斗,对如何在枪林弹雨中突出重围等场景的回忆,细致生动。

在部队,谢雪萍开始在卫生部工作,后来在调查科工作。行军途中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由于敌军紧追不舍,她只能在野外生产,生孩子第三天就带着孩子一起逃跑。孩子刚满月时敌人越逼越近,她不得不把孩子送给老乡。一年后,经过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她再回到那个地方时,整个村子都没人烟了,孩子更找不着了。这个孩子,她只见了一个月,就永远骨肉分离。这孩子后来存活下来了吗?如果存活下来,年近八十了,这近八十年的经历如何?可能永远无人知道,这位“农家子”其实是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大军阀张作霖的嫡孙。这就是战争中女性、儿童的命运、人的命运……

由于生理原因,女性负担比男性更重,每月一次的“例假”平时最多是小麻烦,但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时期,还真是个大问题。来月经的时候就把破布、衣服剪一剪、洗一洗,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晒一晒,“有的实在没有办法,就弄一些沙子洗洗干净,弄个布袋装上,搀上一些黄土,就这么个干法”。(《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0页)。虽然笔者阅读有限,但还是读过不少女红军、女八路、女解放军、女志愿军的回忆,这是第一次读到女性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解决例假问题的。

她与白竟凡是同时举行的集体婚礼,婚后又同时在敌人紧追不舍的险恶环境中怀孕:“我与白竟凡也不争气,一结婚就怀孕了。”(《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6页)怀孕是男女双方的事,但“不合时宜的怀孕”总被说成是女性的“不争气”,将这种“不合适宜的责任”完全推给女性、由女性承担。这种说法非常普遍,人们习以为常,自然而然脱口而出,对这种说法下潜藏的对女性的歧视,久而久之则习焉不察,内化为一种难以根除的、集体性的潜意识。

这种女性歧视的潜意识根深蒂固,篇后的“校注者手记”也反映出来。本书每篇口述后都有一篇“校注者手记”,对口述者的经历、口述文本的背景都作了必要的介绍,对一些人物、地名、组织机构名称等也做了认真的考证、清晰的说明和要而不繁的概括,对读者理解文本大有裨益。然而,本篇“手记”对谢与张学思结婚前的经历有介绍,但对她与张结婚后的经历,则全无介绍:“谢雪萍老人是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的遗孀”,一句话说明了张学思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参谋长,而对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则只字未提,两处有关介绍全都是:“自1940年9月两人结婚后,谢雪萍一直陪伴在张学思左右”,“1940年与张学思成婚,之后一直陪伴张学思左右”。(《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1、162页)似乎婚后她的身份就只剩下丈夫的“家属”了。

“校注者手记”中的她,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她的意义只在于“一直陪伴在张学思左右”。“校注者手记”还自然而然地写道:“‘战时的女性生活’描述的是随军女性的日常生活,其中多是无奈。”(《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2页)这是校注者对谢雪萍的基本定位——只是一位“随军”的女性。“随军”者,非军队中的正式一员也。在这种定名之下,她不是战士,更不是干部,只是军人的“家属”。可这篇口述说得清清楚楚,她可是1938年就奔赴延安,上过大名鼎鼎的“抗大”和培养县以上干部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早早就在八路军某部卫生部、调查科工作并不止一次参加激烈战斗,是标准的“老八路”、“三八式”、“三八干部”。建国后论资定级,当属“党的高级干部”。她是有自己独立性、主体性的“从军女性”,而不是依附他人的“随军女性”。以“随”代“从”,一字之差,谢氏的主体性顿然全失,成为一个附属性的客体。

平心而论,校注者这种歧视并非有意为之,恰恰相反,其主观意图不仅没有对女性的歧视,而是有意识地想为被屏蔽、被遮蔽、被失声的女性擦去蔽障、发出声音:“一直以来,谈到战争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女性屏蔽掉。”“谢雪萍的口述,以一个女性的视角观察战争,描述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以往的战时生活景象。这份难得的口述史料,为人们了解抗战时期的大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3页)

尽管校注者的“显意识”努力想摆脱这种性别歧视,但其“潜意识”依旧未能摆脱这种歧视。这种欲“摆”不能,更说明摆脱的困难。“显意识”要慢慢变为自然而然的“潜意识”,路长道远。当然,“显意识”的改变毕竟是“潜意识”渐渐演变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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