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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梁山好汉的学术

作者:  2017-03-11添加评论  阅读585次

作者:丁力

来源:经济观察报

前些天,友人约饭,并送我一本《现代学林点将录》(下文简称《点将录》)。我平时从不留意这一类书,因为它们大都止于介绍学人的行止,立意不在学术本身,还夹杂着一些八卦轶闻,很是清汤寡水。

但是,在席间稍稍翻阅《点将录》发现此书不在流行写法之列。这是一部学术小传的集子。作者胡文辉是报人,却有很好的学术功底。书中各篇短小精悍,点评到位,虽然是为报纸专栏而写,其深厚程度却非一般报纸文章可比。篇后注解也做得扎实,并且旁及其他,能把各篇连接起来。这是一本大有助益的了解当代学者治学路径的入门之书。虽说是“入门之书”,门槛却高。

既然是“点将录”,各“将”都要给个名头。作者借用《水浒传》108将的名号,排出20世纪的108位学者;在这108将之前,以章太炎为托塔天王。作者指出:“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又说:“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章太炎确实是过渡性人物,但《点将录》收录的学者又有多少不是过渡性人物呢?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和传统思想,20世纪是一个破坏的世纪,除了政治的毁坏之外,更持久的破坏来自新方法的冲击。创造性的再建不易。

胡适被当作水浒排名第一的呼保义。胡文辉说:“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第一人。”又说:“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其实,胡适的考证内容及方法不算新,胡文辉也认为“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胡适的《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完成上卷,原因一方面是在外敌入侵之时,他必须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他由大刀阔斧的研究领域开创转向细密的考证,在为下卷做准备。胡适的考证工作比前贤们更为宏大,今天看来也比他的史纲更有价值。他是新学的奠基者,但仍然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过渡期的引领者。

近年来因《中国哲学史》而走红的冯友兰,因为留有胡须,在《点将录》中被比作《水浒传》的美髯公。但朱仝的武艺并不高。胡文辉却说:“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者,则以胡适开疆辟地,始开风气,而以冯友兰挟山超海,后来居上。”“后来居上”之誉恐怕未能服众。胡、冯两人的治学方法不同。作者也说:“胡氏偏重文本的历史考辨,即所谓‘外在解释’;而冯氏则偏重思想的系统分析,即所谓‘内在解释’。”胡适所做的事情今天已经扩展开来,历史考辨的成绩大有可观,但为中国哲学建立系统,却仍然是一项尚未开展的工作。

胡文辉又认为,冯氏的《新理学》“是通过西方实在论对宋明理学的重建”,他因此“拥有哲学史家及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且不论冯氏此书的思想深度如何,他的这种拔取中国思想之毛,一根一根地粘在西方某一理论之皮上的做法,显然是属于过渡期的方法,更不用说论者是否找得准皮上的毛孔,是否能把毛粘得牢——这不仅仅是胶水质量的事情,还涉及到毛、皮之间的兼容度。如出一辙,后来到了新中国,冯氏又很努力地把自己粘在别的皮子上。

胡文辉认为,冯友兰“在纯哲学方面”超过了熊十力等人。此说恐亦未当。冯友兰的“新理学”失之简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则近似经院哲学,若论繁杂,则有之;若论深度,则未必有。如果倾心追求理论的繁杂,理论只能沦为个人的智力游戏,于思想、于社会无补。当年,玄奘去西天取经,至今受到推崇。但他建立的唯识宗,不久便失去传承,原因就包括理论过于复杂。熊氏的“新唯识论”也是大而无当,而且在科学时代,实验又挤占了臆想的空间。《点将录》没有收录熊十力,作者在“例言”中如此评说:“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格义’式的比附,‘六经注我’式的创说,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可谓慧眼,也是对“理论创新”的警告。

《点将录》把重点放在学术而非思想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与中国20世纪的学术相比,同期的思想还相当幼稚,反而不太容易论述。不过,学术与思想并不是截然可分的,而且都需要星火相承,需要很多代人的积累。第一代没有取得成功,后人却可能有所突破。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熊十力等人都居功甚伟,谈不上新、旧头领的区别。熊十力的学生徐复观、牟宗三都很有成就。胡文辉以徐复观为丧门神,以其“性情的峻急”。又说:“其论学的胜处,在于能以精神惯注于文献,而成就‘有思想的学术’;然以霸气太甚,鲁莽灭裂亦所不免。”

胡文辉大概把这种霸气归为军队生活。他说:“近百年来,军旅出身而转入学界者,似以熊十力、徐复观、黄仁宇三人最享盛名。熊六经注我,徐笔战群儒,黄目空千古,各有其江湖气。”学者往往循规蹈矩,军人般的横冲直撞是学术界的必要力量,无关江湖气。

方东美也是一介狂士,思想恣肆汪洋。但他没有当过兵,还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在美国以比较英美唯实主义的论文通过博士考试,然后回国教书,后来又去美国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点将录》没有收录方东美,大概因为他属于“思想界”吧。

最能体现徐复观之才华和性情的著作是他的《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自己也最看重这本书。这本书是揭示他的性情的关键。徐复观半路出家,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过,徐复观在当前大陆更多是作为评论家而著称的。1950年代,雷震在台湾主持《自由中国》,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两本刊物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惟 《自由中国》鼓吹西化,《民主评论》弘扬传统,在文化上争锋相对;而殷海光、徐复观二氏,作为双方健笔,亦互成言论之敌。”(《点将录》)徐复观、方东美都曾严厉斥责过胡适,以其贬低传统之故。自19世纪后期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前景讨论中的一大要素,而文化保守主义是其中的一只重要力量。

钱穆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余英时撰写纪念文章《一生为故国招魂》。“招魂”二字深得钱穆学术思想之魂。钱穆受到梁启超“中国不亡论”的鼓励。他追求的不是纯学术,在《国学概论》中自述:“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今天,亡国灭种的危险早已过去,但国魂仍然散失而未聚。

没有西学的引导,就不会有国魂的复活。余英时说:“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

1967年钱穆从香港迁居台湾后,对蒋介石多有颂扬。《点将录》作者没有为贤者讳,他质问:“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这“理”与“章”正是文化保守主义难以绕过去的坎,也是传统文化在过渡期需要切去的瘤。

余英时说:“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为乃师有所辩护。但旧魂已飘散,新魂未聚集。当下时髦的“国学”没有“魂”。又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继续为中国招魂”,数十年来没有人比余英时做得更好,更坚定。

《点将录》对余英时的评价也颇高,称之为近二十年来的学术“中心人物”,曰:“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他趋新法而不弃旧义,重诠释而不离实证,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余英时虽流寓海外,1979年之后没有再回过大陆,但他借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名言,曰:“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就中国学术传统而言,余英时完全有资格这样自夸。

除了108将之外,《点将录》还收录“河北降将一十九员”,都是国外的汉学家,个个大名鼎鼎,身手不凡。“降将”的意思是他们被我大中华文明所降服。这个比附,应该只是找个理由把他们收在《点将录》中吧——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没有政治地位。然而,事实却是:这些“降将”的功夫了得,国内学术界已成为他们成就的纵横驰骋的跑马场;他们不仅胜在方法,在资料掌握方面常常也更为出色,大有反客为主的趋势。

然而,汉学家们按照“学术规范”和某种新的“范式”写出来的著作,虽然对中国学术的改进不无促进和启发,却往往无补于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对于国人,海外“汉学”难免失之于“隔”。汉学家们把华夏文明的因子作为无生命的物体,放在他们的刀斧之下切割雕琢,而缺少“同情的理解”。然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需要有情感的学术、有生命的思想,以之复活我们的灵魂。这一重任亦非“国学”所能担当。李零曾经直指“国学”为“国将不国之学”,可谓至论。在“隔”这一点上,海外汉学与本土国学应当同病相怜。当前大陆一些翻新或恢复“国学”的企图,往往罔顾时代和学术的支撑,因此不仅隔膜,还常常显露出浅陋和急功近利。

在《点将录》点评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继承古老的治学传统,包括章太炎、陈寅恪、钱钟书等深受推崇的学人。他们有精深的学问。不过,他们可能是他们那一类的最后一代学者。这不仅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遭到破坏,以及在废墟之上复兴的艰难;还因为学校教育使学生不可能自幼专攻一术。此外,电脑与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博闻强识的重要性下降。他们的工作方法没有大规模延续的必要。

中国学界的文史传统深厚,今天仍有一些学问很好的学者。只是他们还欠缺时间的淘选,又生活在一个既不重视文史、也有待开创新的治学方法的时期,因此暂时还不能与前辈齐名。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或许学问扎实,一些人确实堪称大师,令人肃然起敬。但除少数例外,他们对于今天学术、思想的发展可能并无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处在从旧学转向新学的过渡时期,方法本来就不成熟。这个过渡到现在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中断了。

毫无疑问,学术的任何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前辈的基础之上。不过,20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只是一个支流,当下的学术从哪里接续存在多种可能,而回到源头是最佳选择。即使没有师,也还有书。我辈不必枯坐叹息。接受传承的学者固然功底扎实,没有传承的学者略过过渡期也许不会遭受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在寻觅中找到其他治学路径,反而有所突破。

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学术传统的连续性,以上所举的师生关系就是要强调传承的重要性。但学术传统中断之后的国度并非不毛之地,何况经过多年的恢复,已有干热地区的稀疏植被。以个人的平均水平论,现在学者的功底确实不如前人,但现在的学术共同体规模庞大,整体的成就正在追赶20世纪前期的先辈。在此基础上,学术、思想在方法上的突破是可能的。《点将录》的一个不足是没有收录被当作“思想界”的学者。此书的重点放在传统的文、史、哲类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被称为“学术”。学术与思想虽然有区别,但互相依赖,密不可分。没有学术的思想必然是无本之木,没有思想的学术则为无魂之躯。到了后世,思想就会成为学术的研究对象。往昔有朴学和宋学,大约相当于学术和思想。到了20世纪,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两者间的畛域渐趋模糊。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的思想难称发达,还处在引进、吸收的阶段,虽有独树一帜的尝试,却不算很成功(一部中国思想史大可在明末结束)。不过,那些偏重思想的学者都有很好的学术素养,把他们放在学术史中是可行的。

大学问家,今天被人怀念,是他们的思想,例如胡适。即使不以思想著称的学者,也是他们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思想,例如章太炎、陈寅恪。其实,胡文辉在书中也是强调“思想”的,尤其是那些需要“洗澡”的“思想”。德国人鲁道夫·普法伊费尔撰写的《古典学术史》(上下卷)新近出了中文版,内容很纯粹,不涉及思想,与本土的学术史写法很不一样,可供参考。

虽然收录了吕瀓,对佛学的忽视仍是《点将录》的一个不足。在19世纪后期,在杨文会的倡导之下,佛学勃然复兴,佛教也有振兴。此后学者受其影响者甚众。杨文会、欧阳竟无、吕瀓三代专门学者于佛学振衰起弊,梁启超、胡适等通才也都有大贡献。正如宋明的新儒学中有很大的佛学成分,民国新儒家的奠基者熊十力也出自欧阳竟无的门下。《点将录》品评了吕瀓与熊十力在1943年的辩论,并站在吕瀓一边。

“学者-好汉”的戏谑比附能够增添报纸文章的趣味性,但当代学者和梁山头领根本无法一一对应。况且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些学者很可能连阎婆惜都对付不了,更别说泼皮牛二了,实在不好给他们安排座次。在《点将录》的小传中,作者没有给出“学者-好汉”之间对应的充足理由。《点将录》中的菜园子是杨宽,与同书中的母夜叉冯沅君既不是夫妻,更无一起卖人肉包子的经历——虽然他们都做得一手学术好包子。准备上市的庆丰包子铺近日宣布开设包子研究院,大概不会聘请杨宽、冯沅君的学术继承人为研究员吧,尽管包子史是一个有趣的史学研究专题。

作为一本严肃的好书,“点将”之举难免画蛇添足之嫌。《点将录》三篇序的作者似乎都有为这一形式辩解的意思。胡文辉自己也在后记中说:“尽管《点将录》在形式上带有娱乐性,我自信它当得起一部学术史。”虽然是表示自信,似乎也对“形式”显露了一丝不安。

如果除去书中的枝节学者、戏谑之言,并增加点评重要学者的文字数量,《点将录》将能更好地在整体性和连贯性方面呈现20世纪的传统“学术”,廓清源流,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自序》中所言:“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如此,此书可以成为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之无愧的后续之作,对20世纪(特别是前期的)中国学术史做一个总结、一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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