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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眼中的章士钊

作者:  2017-03-12添加评论  阅读757次

作者:孙玉祥

来源:同舟共进

章士钊是钱锺书前辈,他与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很早就有交情,在钱基博眼中,章士钊当时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在钱基博著的《现代文学史》中,他指出新文学三体:“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新民体的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白话文的代表则为胡适,而逻辑文的代表则是严复、章士钊。

章士钊

那么,钱锺书眼中的这位前辈又如何呢?1938年,钱锺书乘船回国,于香港独自下船,9月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任教授。因为西南联大新迁移,1938年第一学期延至11月初开学。利用这一空隙,钱先生曾一度回沪省亲,在上海与杨绛相聚不过四五天。此时,钱基博由浙江大学将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也回到上海。当时有许多学人拜访他,其中就有章士钊,章还将自己的一首诗写作横批赠送给对方。

钱基博收到横批后,便令儿子钱锺书代写“回谢诗”(据说,钱基博不擅写诗)。诗云:

活国吾犹仰,探嚢智有余。
名家坚白论,能事硬黄书。
传世方成虎,临渊倘羡鱼。
未应闲此手,磨墨墨磨渠。

因是奉父命而写的应酬诗,而父亲对章氏又如此推崇,钱锺书也就难免在诗中“米汤大全”一番:不仅说他能“活国”,还恭维他“探?爸怯杏唷保辉奚退?既擅长逻辑(所谓“名家坚白论”),又擅长书法(所谓“能事硬黄书”),是学习的好榜样(“临渊倘羡鱼”)云云。用钱锺书自己的话来说,可谓“吹捧上天,绝倒于地”了。然而细品诗意,亦自别有滋味存焉:对方送的诗幅,回诗自然应当对其诗如何有所月旦,事实上钱却只赞其逻辑和书法,对诗作如何一字未着,其用意,当如刘衍文先生在《漫话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所云:“(颔联)上句赞之甚切,下句言书法之妙,皆是赞辞。但人投以诗而报则誉其文,是讥其于诗无得也。”

况且,钱锺书真的就对章士钊那“名家坚白论”的逻辑那么佩服?在《管锥编》第一册中就有这样一段话,言语间对章士钊的“逻辑”与治学态度颇有挖苦之意:

偶睹《逻辑指要》,二四二页略云:“萧《选》中宾主问答各篇,答语辄冠以‘唯唯否否’四字,正反并用。盖篇中所问,遂以一面之词作答,大抵不易罄意。‘唯唯否否’亦谓是者‘唯’之,非者‘否’之。从而区以别焉尔。唯吾文有之,大可宝贵。”立说甚巧,而失据不根;面墙向壁,二者兼病。

当然,《管锥编》是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形格势禁,有时难免一本正经,不能畅所欲言。更能见真性情的,当是私下通信与不准备出版的札记——打个比方,前者大致相当于历史书中的“正史”,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难免“装腔作势”;而后者相当于“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在书信与札记中,钱锺书眼中的章士钊是什么样子。

吴忠匡先生在《记钱锺书先生》一文写道:

章行严先生的寓所和锺书旧寓处不过一巷之隔,章先生给钱老先生信,问起锺书,老先生写信命锺书去访候章先生,锺书也没有照办。后来,他看到章氏的《柳文指要》,从河南明港干校给我信说:“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弟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章亦居之勿疑。”假如“当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后悔。”

所谓“先君妄语和于后”,正是本文开头所引钱基博在《现代文学史》中对章士钊文章的推崇;而“胡适妄言唱于前”,则是指1922年上海《申报》创办50周年纪念册中,胡适作的一篇约五万字的文章《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恭维章士钊文章的长处是“文法严谨,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严谨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和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等。显然,二人对章士钊文章的评价,钱锺书都是不以为然的,在他心目中,章文不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而已。

2011年6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锺书当年为何说“当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后悔”,可从中一探究竟。

要说清楚这件事,先要介绍一本书。我们知道,章士钊八面玲珑,是交好国共的社会名流。章士钊跟毛泽东私交不错,1919年毛泽东到北京勤工俭学,住在杨昌济家中,得见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即以为有帝王之相,深加接纳。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款,冒昧向章士钊借款,章士钊慷慨解囊,资助巨款两万大洋。解放后,毛泽东每年用自己的稿费资助章士钊2000元,直至章去世,名曰“还债”。解放后章士钊官居要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仕而优则学”,章士钊在晚年出版了百万字的《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即按《柳河东集》(柳宗元的全部著作收在此集中)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几个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对政治、文学、儒佛的关系与影响,论证了柳宗元的历史地位。为了凸显“进步性”,章拿柳宗元与同时期的韩愈作对比,竭力表扬了柳“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愈“以民为仇”的观点。这种取舍的依据,也迎合了当时领袖的基本看法——跟韩愈相比,毛泽东更喜欢柳宗元的文章。毛认为,柳宗元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不但赞赏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而且还称赞历代文史学家“扬柳抑韩”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章士钊这本《柳文指要》,与当时出版的另一本郭沫若著的“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一样,均逃不掉时代背景下“命题作文”的烙印。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将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阅读,并附信一封。信中指出: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唯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到1971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到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于是著作得以印成十六开特型本,于1971年9月正式出版。对于此书与领导人的关系,90岁高龄的章士钊在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曾坦言道:“柳文重发光艳,始起于1949年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而在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先生的《柳文指要》,并赠送同来的美国国务卿弗里曼一套作为纪念。

而钱锺书对此书的评价却不高,除了在文笔上有诸如“杂乱不成句”,“不通文理,不识义理,强作解人”外,对作者的人品文德还有直截了当的指斥。比如,在评论章士钊书中“举世有大政潮起,一反一正,领域犁然,其卒也,反面灭绝,而正面长存,均视此”时,钱锺书这么写道:“媚世之言,初不知其乖谬也。信如此言,则古文灭绝矣,何劳为柳文作指要哉?”而在章书中恭维上山下乡处:“不得今时院校师生、文员部伍,争相上山下乡之大跃进,将见子厚所挟打通四民蔽障、大开民路之崇高标路,永远无从达到,辄不禁慷慨而重言之如上。”在总评部分,钱先生这么认为:“为柳之佞臣已殊可笑,因而不恤为韩之谗人,则可笑且可厌矣,于韩之文、之人及一语尊韩者,莫不丑诋,盖恶讼师(‘大律师章士钊’)面目而未具恶讼师唇舌,仅以大声叫嚣、大言恫吓了事而已。”

钱锺书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另外一个大人物——鲁迅与章士钊的过节。两者都是1881年生人,章士钊比鲁迅大半岁。鲁迅与章士钊虽是同龄人,两人思想分歧却很大,首先表现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鲁迅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双方各执己见,以至于打起“笔仗”。1923年,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借“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攻击白话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当即撰文指出这位“古桐先生”犯了个低级错误:那就是这儿的“士”不是指“读书人”,而是指“武士”。因为文言图简练节省,所以无论文士与武士都通称为“士”,这个自称好古之士的雅人其实对古文化是“门外汉”——居然连《晏子春秋》这样的古代基本文献都没读过或者没读懂过。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8月12日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随后,鲁迅写下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檄文,其中怒斥章士钊是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除了撰文声讨,鲁迅还走上了法律途径。根据当时的有关法律法规,像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如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鲁迅抓住这点,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了诉状。在《答KS君》中,更有一段论及章士钊的人品:“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按:此联云‘景行有二十余年,著录纪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立义以三五为号,平生无党籍,追怀蜀洛泪痕多’),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举止,盖是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能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无这种手段。”(《两地书?十五》)

古人云:“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尤其是在民国这个纷繁复杂的年代,文人名士间的笔仗、口水战可谓莫衷一是。但在钱锺书与鲁迅这两位大师眼中,对章的评价却是“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这倒印证了钱锺书所谓“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西学东学,心理攸同”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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