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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白鸽:中国人难以走出的“天下秩序”观

作者:  2015-10-23添加评论  阅读2,855次

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汉学系高级讲师 夏白鸽

1853年,美国使臣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给咸丰皇帝带来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的国书,内容主要是通报给中国,新任美国驻华使节到任。在照会中,美国使臣要求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

1853年7月,两江总督怡良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查我朝臣服外藩,凡有年班及入贡诸国陪臣,抵京后应先习跪拜之仪,然后令其随班引见,从无准其陛见之例。况合众国素非臣服,竟以敌体自居,夜郎自大,不足与较。” 意思是说,来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的都是“臣服外藩”。而美国从来就没有向中国表示过臣服,而且以“敌体自居”,实属夜郎自大,根本没必要理他。

所谓“臣服外藩”是指在中国皇帝面前俯首称臣、甘愿受其统领的外藩属国。即便是已臣服的外藩属国的使臣,也只能在正月朝贺时方可来北京与随班上朝的大清官员一起入殿觐见,绝不可单独面见皇帝。根据清制,蒙古王公及喇嘛等分班到京师参加正月朝贺称为 “年班”,入贡又称朝贡(pay tribute)。当时中国尚无现代的国家观念,也无现代外交观念和互派使节常驻对方国首都的制度。前引奏折集中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以及以朝贡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对天下秩序的设定。它认为美国尚未臣服于中国,因此将美国视为“敌体”。这是中国当今广泛使用西方“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这一概念的早期来源。

有趣的是,此种天下秩序观念不仅表现于朝廷,也反应在当年的造反者身上。1854年,美国使臣随护卫舰萨斯奎汉纳号(Susquehanna)途经上海沿着长江而上。并向已占领中国半壁江山、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1853-1864)提出拜见首领洪秀全的要求。太平天国通知这位美国使臣,他获得洪秀全接见的唯一的条件是:俯首朝贡。

自1853年到1858年,携带美国总统国书的美国使臣多次来到中国,却始终无功而返。到了1858年5月5日,咸丰皇帝又接到奏报,说美国又派使臣送来了国书。这回咸丰皇帝倒是仔细阅读了美国的国书。这封美国总统的国书是1857年4月22日写的,大意是:“朕”选拔了贤能智士叫列卫廉的,派驻北京任美国大使。这个人熟识中美两国兴利除害之政,素谙两国交际往来之事。也能秉持“朕”常欲坚定两国永久和睦友谊的心意。

咸丰看完国书后下谕旨道:看了美夷呈递的汉字蛮字国书各一件,以修好问安为词,欲派其国全权大臣驻扎京师,这与蛮国俄国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实在难以批准。“夷”、“蛮”二字均为朝廷内部对外族或外邦的蔑称。他谕令大臣告诉美国使臣,“以天朝的体制, 凡外国人准许其进京者,皆系朝贡陪臣。”

接着,咸丰皇帝对美国总统在国书中使用了“朕”这一中国皇帝特有的称谓大为不满:“阅所进国书内,该王竞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皇朝的观念是,只有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才能称皇帝。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因此自称始皇帝,王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受封受赏的关系。只有天子自称“朕”。到了汉朝,仍是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此制一直延续到清朝。咸丰视美国总统为王,而自己是统领天下各王的皇帝。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定无法想象,在中国皇帝的眼中,自己仅是地位受制于中国皇帝的“王”。

1858年6月9日,咸丰终于决定回复美国总统的国书。他首先赞许了美国总统的国书词意诚恳,以永远和睦友好为宗旨,“朕”心大悦。接着正告美国总统“朕恭膺天命,抚有四瀛,中外一家,原无歧视。”意思是说,我承受天命,统领天下,视中土和外邦为一家,本无歧视。国书回避了美国派驻中国的使节一事。

1860年,中国成立了总理外国事务衙门,接受了外国使者常驻北京的要求。但咸丰从此躲在了避暑山庄,再不肯回京,也未接受任何外国使节的觐见。1876年,中国首次派出了驻外使臣郭嵩焘(1818-1891)。至此,中国总算跨出了迈向世界之林的第一步。

此后,中国与外界的冲突虽仍然不断,但基本上不再是“天下秩序”与现实世界秩序两个无法兼容的对立体的冲突,而是在天下秩序解体过程中,中国与具体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某个区域的冲突。如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甲午战争,都是在地缘政治的框架下发生的冲突,前者为争夺越南利益,后者为争夺朝鲜利益。这一系列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展现的是中国在跨入世界之林过程中生涩的步伐和自我调适,是“天下”角色向现代国家身份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踉跄步履,过程有时极为惨烈,有着撕心裂腹般的阵痛。1900年的乱局就是这一阵痛的清晰写照,但毕竟坚持走了下去。到了1905年,中国最后一个在位执政的皇帝光绪开始了现代国家管理体制的变革。

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给内阁发了一道谕旨,为变法图强,派考察团“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考察团遍访美国、日本和13个欧洲国家,重点考察、学习如何管理现代国家。海外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不少学者也纷纷发表评论。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两篇的标题是:“中国考察团学习西方国家的国家管理制度”,“中国踏上了宪政之路”。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1906年1月31日为考察团考察美国写给中国光绪皇帝的国书。大意是:

“我高兴地从您所派遣的大臣戴鸿慈、端方的手中接过了您的信。您让您的访问团来到美国考察学习我们国家的政治体系。您的访问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友好的印象。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的访问团把贵国的友好情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将请考察团将美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带到中国去。

我非常乐意迎接这些先生们,会精心安排他们去考察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他们能顺利完成他们的使命。我将提供给您的考察团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美国总统为中国考察团确实提供了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考察计划。从宪法到政治制度,从各级学校到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从食品安全到卫生防疫,从社区管理到监狱,几乎包括了一切当时已有的现代文明。虽然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并未达到,但其他各项现代文明制度均陆续在中国建立起来,并且延续至今。

通过这两封美国总统的国书和两位中国皇帝的不同反应,人们大体可以看到早期中美两国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自1860年中国跨出迈向世界之林的第一步后到今天,中国又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阶段。1967年,中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通称两报一刊)发表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社论宣称: “现在,世界已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接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与21世纪的中国相比,当时的中国并不强大。但即便如此,中国仍认为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决心去向美国夺权。1967年1月,阿尔巴尼亚的第三号人物希斯尼·卡博(Hysni Kapo)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康生陪同访问清华大学。康生在演讲中呼应红卫兵的要求,说道,我们要和阿尔巴尼亚“联合一起去向莫斯科夺权,去向美国华盛顿、纽约夺权。因为我们相信,(在)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能够在全世界取得伟大胜利。”

尽管1971年美国总统首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元首共同改变了中美关系,但此次访问并未改变毛泽东试图重建“天下秩序”的决心和“君临天下”的心态。当时中国仍认为“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78年,中国又再次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进入21世纪后,因改革开放而终于变得“富强”起来的国度却又高扬起了“宇宙的真理”、否定“普世价值”的大旗,“唯我独尊”的心态再次沉渣泛起,这究竟仅是处于当代特殊时期的中国特色所呈现的自娱自乐的表象,还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共同的特质,具有与咸丰皇帝在意识形态层次上一脉相承的关系?在21世纪度过了最初十年之后,中国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但愿其内涵已远离了中国传统“臣服外藩”的天下秩序观念,因为在当今世界,恐怕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臣服于中国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发表时删去原文注释若干。)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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